本文摘自《革命》中的《張學良懺悔了嗎？——對〈西安事變懺悔錄〉的文本考察》及《西安事變新探》，楊奎松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2年7月。

　　嚴格地說，不論蔣介石如何希望與要求，對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張后來雖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寫共產黨，其內心深處未必相信共產黨起了主要作用。

　　他在文中強調了幾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強調他所具有的強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強調他對東北軍負有難以解脫的特殊責任及其由此而擺脫不掉的良心譴責；第三是強調國民黨勇于內斗怯于外斗，蔣介石及南京中央對他抗日的愿望和內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說明共產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宣傳與統戰對他和東北軍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其所談之多方面原因，卻不得不把整篇回憶的將近半數篇幅用來談論共產黨，其作文時心態失衡，因而有“我沒法寫”之慨嘆，可想而知。

　　比較一下張恢復自由后對事變原因的講法，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當年動筆之后，為什么會感到極度困惑。因為，在恢復自由后，張雖不止一次地談論西安事變，卻幾乎只是突出強調他的民族情感、對東北軍的責任和他與蔣在安內攘外政策上的嚴重分歧，對中共的影響幾乎不復有任何具體之談論。

　　很明顯，不論事實的真相如何，他更樂于把西安事變看成是自己個人的作為。他是否真的相信共產黨是這場事變的幕后主導，包括他是否真的強烈地懷疑：“小小的張學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個問號的。

　　1991年，一位美國記者非常直率地就張發動西安事變一事問他說：“假如時光能倒流，您還會如此做嗎？”張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還是一樣那么做。我是軍人需負責任，我做的事我負責，沒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還是那么做，別說軟禁五十年，槍斃了，我都不在乎。”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我們從這種明顯桀傲不馴的言辭中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那個誠惶誠恐，怨天尤人，反復自責的張學良了。

　　事實上，如果我們了解當年張學良被押上軍事法庭時的態度，就應該可以了解這大概是張內心一貫的想法。當年，張送蔣回京，“負荊請罪”，但卻只是承認有對領袖不恭之罪，惟獨不承認自己的主張有錯。他堅持：“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雖然過了半個多世紀，他依舊還是這種態度。

　　其所謂“主張”是什么？就是“安內攘外”，還是“攘外安內”。也即是張再三說明的，他與蔣之間那個“宛若仇讎”的“政見之爭”。既然“宛若仇讎”，又是關系國家命運和抗日與否的重大“政見之爭”，張堅持其主張不錯，絕不后悔，甚至聲稱如時光倒流也“還是一樣那么做”，不以為罪，反以為功，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我都不認為“歷史即將改寫”的說法可以成立。這是因為，即使中共中央具體實施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行動，張學良也得知了這一決定，它也不能改變張學良與中共關系的實質。即張學良至多不過是一個所謂的“特殊黨員”，而非一般意義的共產黨員。換言之，兩者無論就政治標準、思想意識、組織關系，還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實與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前，都沒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變。

　　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依舊采取的是毛澤東2月間“依據實力原則”提出的，一旦雙方共同行動，“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的方針，公開奉行以張為首的政策。在整個西安事變策劃和實行的過程中，張學良也依舊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揮。

　　這也正是為什么，當事變結束，張學良被囚之后，盡管身陷囹圄，命運未卜，他第一位考慮的仍舊是東北軍的前途問題，生恐東北軍繼續與紅軍保持統戰關系，會造成難以預測的嚴重后果。故他明確建議蔣介石把東北軍盡快調離陜甘地區，脫離中共與紅軍。

　　由上不難了解，不論是從中共中央的角度，還是從張學良的角度，張學良入黨與否，都不可能改變這一時期雙方關系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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