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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中院拿6.8億股權轉讓款違規理財？

　　2006年6月，海信空調向廣東格林柯爾支付了6.8億元的股權轉讓款。顧雛軍在今年6月遞交的起訴書中質疑稱，該筆應該匯入廣東格林柯爾賬戶的款項，為何直接匯入了佛山市中院的賬戶。

　　他說，截至2006年6月，這16起民事訴訟中尚未有任何一個案件作出終審判決，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尚未能界定，因此6.8億元應直接匯入廣東格林柯爾賬戶，然后在執行階段再通過法律程序轉入佛山市中院，但據自己多方了解，這筆錢被直接匯入了佛山市中院的賬戶。

　　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對于扣押、凍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財物及其孳息，應當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處理。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

　　根據分配方案，6.8億元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利息為45715308.61元，“這個利率僅為0.65%，與2006年至今的活期存款利率最為接近。”顧雛軍稱，他調查發現這6.8億元款項曾先后被存入深圳發展銀行(現名“平安銀行”)佛山分行張槎支行和南粵銀行(原名“湛江商業銀行”)佛山分行。“但佛山市中院包括訴訟費賬戶在內的常用開戶行是農業銀行，這筆錢為什么不存在農業銀行而在那些商業銀行之間轉存？”

　　顧雛軍表示，按照佛山銀行界的攬儲游戲規則，攬儲銀行每年支付給中間人的回扣為總金額的0.5%～1%，而且通常在給存款人正常的定期存款利息基礎上，還要上浮。如果只支付平均0.65%的活期利息，則每年至少還有2%定期與活期的息差支付給中間人。對于四大國有銀行之外的商業銀行，給中間人的息差會更高，其中大多數股份制商業銀行，給中間人的息差通常都能達到4%以上，而且它們的攬儲手段更積極、更靈活，而那些沒有上市的小商業銀行，給中間人的息差甚至會高達5%以上，這些銀行的攬儲手段甚至會突破法律界限。

　　今年5月，顧雛軍曾公開向廣東省紀委舉報佛山市中院有關領導操控這6.8億元現金，非法侵占巨額定期與活期存款息差及非法理財所得。“廣東省紀委很快給了回復電話。目前正在等待調查結果。”

　　佛山市中院并未就此進行過公開回應。

　　判決程序嚴重違法？

　　在佛山市中院受理的這份堪稱建國以來賠償額最高的民事起訴書中，顧雛軍及格林柯爾提出的訴訟請求包括：駁回海信科龍等公司的所有執行分配請求；判令海信科龍等公司返還已收取的全部執行款；判令海信科龍等公司賠償顧雛軍及格林柯爾系公司等直接經濟損失至少489.61億元；撤銷佛山市中院2006年作出的顧雛軍及格林柯爾與海信科龍等公司之間的16份民事判決書。

　　顧雛軍提出以上訴訟請求的主要理由是，這16起訴訟為“非法惡意訴訟”。顧雛軍以這16起“惡意訴訟”導致他及格林柯爾系公司蒙受了至少 489.61 億元的巨額經濟損失為由向海信科龍等公司提出了索賠要求。

　　這489.61 億元的索賠要求大概包括：

　　150.51億元——格林柯爾曾控股科龍、格林柯爾科技、美菱電器、亞星客車、ST襄軸等5家上市公司，5家上市公司的股權利益損失。?

　　139.4億元——被賤賣或被政府強行收回的顧雛軍及格林柯爾集團分布在全國的約8270 畝土地、廠房和設備等損失。

　　“僅以我們在江西南昌的2470畝土地為例，當時是24萬元一畝，現在市價已經超過100萬元一畝了。上面還建了44萬平方米的輕鋼結構廠房。鋼材比較貴的時候值12億元，即使現在鋼材比較便宜，但把鋼拔出來去賣舊鋼鐵還能賣個六七億元，光這些加起來就30多個億。”據顧雛軍稱，他們當年擁有的土地和廠房還包括，揚州開發區有2000畝，合肥開發區有1000畝，商丘開發區有1000畝，珠海有1平方公里另加20萬平方米和其上的10萬平方米的輕鋼結構廠房，天津有工廠、廠房和設備，深圳發展中心大廈有兩層樓。

　　“一個龐大的控制幾百億元資產的格林柯爾系在我失去自由之后，就這樣完全被毀掉了。”顧雛軍說。

　　顧雛軍方面一直強調，在他2005年失去自由之后，佛山市中院針對他及格林柯爾的16個民事判決程序嚴重違法。他列舉的理由是：第一，這16起民事訴訟發生于他被羈押于佛山當地看守所期間，他多次書面申請參加庭審，但一審法院既未批準也沒有作出裁定，更沒有讓他參加庭審，最后缺席判決。第二，一審判決后，他們提出了上訴，同時提出緩交或免交訴訟費以及從佛山中院被查封的6.8億現金中優先支付上訴費等申請，但二審法院最終以沒有收到上訴費駁回了上訴，導致他們的上訴權被非法剝奪。

　　而在這16起民事案件的事實認定方面，顧雛軍也提出了異議：16個民事案件所涉及到的事實與刑事案件(編者注：指顧雛軍等9人因虛報注冊資本罪、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挪用資金罪和職務侵占罪等4項罪名被提起公訴)中的事實差不多屬同一法律事實，鑒于當時刑事案件仍然在審理當中，根據“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則，他們向一審法院申請了中止審理，但未獲法院支持。最后導致民事判決的認定事實與刑事判決的認定事實相反。“比如，刑事判決中否認了我們在中國大酒店召開集資會的事實，但在民事判決中卻又確認了該事實；刑事判決中否認了我們侵占揚州科龍資金的事實，在民事判決中仍然作出侵占的認定等等。”

　　2013年廣東當地一家媒體的報道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顧雛軍的說法。該媒體采訪佛山市中院一負責人表示，顧雛軍案的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實際上是一體的，針對顧雛軍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等罪名的指控，所依據的相關鑒定報告，最后也作為了其民事案件中相關債權債務方面的認定依據。而該院另有內部人士向這家媒體透露，該案的刑事部分實質上最后已否定了前述結論，但民事審理卻仍依此進行，這正是案件爭議難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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