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海外人士通過各種途徑來到了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經過實地采訪或考察，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和解放區有了比較直觀的認識和深入的了解。在訪問期間或結束后，他們紛紛用筆忠實地寫下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觀感，具體生動地展現了中共的執政理念、執政行為、執政績效和精神面貌，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真實形象。

　　一、“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是作戰的”

　　由于國民黨長期實施新聞封鎖，并宣傳“所謂八路軍與新四軍均抗而不戰，游而不擊”，因此海外人士到解放區后首先關注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否真正堅持抗戰。1944年，在經過幾番力爭后，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終于成行，對延安和晉綏根據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采訪。訪問歸來后，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撰文說：“在封鎖線后面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來，在重慶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吃驚的擦拭著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國后，他又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并在書中列出專章“中共作戰努力目擊記”，從不同方面引證了大量材料，證明中共部隊“在不斷地戰斗”。他還澄清：“從我所見到的一切證據來看，我的結論是：延安所說的中共領導的戰績，比我在重慶和西安所聽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

　　在這次采訪活動中，美國合眾社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曾經近距離觀看了晉綏軍區第八分區的一場戰斗，深受鼓舞。他在慶功會上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八路軍不打仗，現在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是作戰的；過去有人同我們講八路軍沒有傷兵，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是有傷兵的；過去有人給我們講八路軍沒有捉住俘虜，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捉住了俘虜；在過去有人給我們講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軍，現在我們看到了人民是愛護八路軍、擁護八路軍的。”回國后，福爾曼又寫出《北行漫記》一書，他這樣寫道：“從我兩月中和八路軍在敵后一起活動中所見到的事實——真的從事參加于這種堅強據點與碉堡的占領與毀壞——我才相信共產黨的說話并無夸張之處。”

　　美國記者武道是國民黨中宣部顧問，但延安之行改變了他對中共的態度。回到重慶后，他在新聞界聯席會議上坦言：他過去對八路軍共產黨是反對的，可是這次到了延安和晉西北，證明他過去的觀點是錯誤的，八路軍真是能打仗。他在為重慶《大美晚報》撰寫《我從陜北回來》一文時，從8個方面談到邊區的所見所聞，包括老百姓生活進步、人民都有選舉權、強烈的抗戰意志、言論出版自由、我看見了戰斗，等等。

　　繼中外記者團之后，美國《紐約時報》駐中國特派員艾金山也進入邊區訪問。他后來也指出：“隨共軍進入戰地的外國記者都認為中共軍隊的確竭力抗擊日寇。有許多在淪陷區跳傘降落的美國航空隊多由中共游擊隊營救出險，對中共尤為感激與贊揚。……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廣播與華軍接觸，事如屬實，什九是與共軍的沖突。”

　　與此同時，美國還曾派了一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和晉綏、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考察，“他們看到八路軍在前線英勇作戰、戰績輝煌，絕非國民黨所誣蔑的‘游而不擊’”。于是，他們向國內報告：“最最重要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共產黨軍隊，從抗日戰爭開始幾乎一無所有，在華北、華中一個很大地區里，不僅保存了下來，而且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實力，在那些地區里他們正繼續牽制著大量日軍。”今天看來，這些對中共抗戰的記錄和報道是比較客觀公正的，也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毫無保留地奮戰在抗日的第一線。

　　二、“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于人民的”

　　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武器非常簡陋，卻屢屢打敗強大的日軍。其中究竟有何奧秘？這自然引起了許多海外人士的興趣。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羅斯福總統密使卡爾遜上校在兩度考察華北敵后戰場后終于發現：八路軍游擊戰是使日軍裝備優勢得不到發揮的最有效作戰方式，“八路軍深入敵人的后方發揮游擊戰爭，到處予敵人以重大威脅，這是爭取勝利的最大條件”。

　　除了游擊戰術外，八路軍的政治工作也給卡爾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這支軍隊力量的源泉在于道德灌輸”，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教育軍隊和人民了解他們為什么而戰”，并且規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來約束部隊的行動，決不允許像舊軍閥軍隊那樣踐踏人民的權利。卡爾遜對八路軍政治工作的這種肯定，得到了其他海外人士的印證。美國記者和作家斯特朗便說：“（八路軍）軍隊同人民緊密相連，發揮著人民戰爭的作用。”美聯社記者貝爾登也寫道：“農民經常告訴我：‘八路軍就像我們的親爹娘一樣。’共產黨反過來則說：‘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們的爹娘。’沒有比這更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權力的性質了。”

　　美國《時代》周刊駐遠東首席記者白修德到了延安后，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只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里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他同時強調：八路軍的力量就在于“深入到每個村鎮的下層黑暗中去，用他們的意志，用他們的口號從那里喚起了國民黨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這力量來自人民——來自無數麻痹著農村的壓迫的解除，來自群眾的智慧，來自農民的大無畏而持久的英勇精神”。白修德還曾回憶自己一次跟隨國民黨游擊隊行動，為了得到百姓的幫助，國民黨游擊隊謊稱是八路軍。由此可見，八路軍與群眾關系之融洽是其他軍隊無法比擬的。

　　關于這一點，美軍觀察組的戴維斯在1944年11月7日的報告中寫道：“（共產黨）他們生存下來了，并且壯大了。具有這種顯著的生氣和力量的原因，是簡單而又基本的，即是群眾的支持和群眾均參加。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于人民的。”盧登在1945年2月2日的一份備忘錄中也表示：“我們所目睹的華北共產黨得到民眾支持的證據是這樣廣泛和明顯，……在中國近代史上，頭一次有一個統治著廣大地區的完全由中國人治理的政府得到民眾積極支持，而且民眾的參與正在不斷擴大。”

　　三、“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

　　由于這些海外人士赴延安之前大多駐留過重慶，對國民黨有著透徹的認識，所以經常會將二者加以對比，甚至對國共兩黨較量的結局作出大膽預測。如陳嘉庚1940年先后到訪過重慶和延安，他后來曾回憶：到延安后，“余所見所聞，不論政治與軍事，大出我之意外。軍事則與民眾合作，聯絡一氣，同甘共苦，推誠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吃苦耐勞，以身作則，紀律嚴明，秩序整然，優待學生，慎選黨員，民生安定。其他興利除弊，都積極進行。……由是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1944年，美國記者斯坦因到了延安后也說：“這里沒有厭戰情緒，只有開路先鋒者的社會的堅持的戰斗熱情。”他還預言：“人們已開始把新民主主義制度看作他們自己的制度。必要時，他們將為保衛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戰。”

　　隨后到訪延安的美國記者白修德更坦言：“至今為止，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該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民脫離古老的苦難，這樣獲得了威權。訪問過中共區的人士似乎是逃脫了國民黨的壓迫，進入到光明的地區。”在此期間，美軍觀察組成員也一致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前途比國民黨更光明。謝偉思在1944年7月28日的報告中指出：“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文化運動極為認真，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眾模范，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他還說：“從這基本的事實，我們必須得出結論，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將占有確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幾年中將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導力量。”戴維斯在1944年11月7日的報告中同樣表示：“蔣的封建的中國，不能長期與華北的一個現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擁護的政府并存。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命運，而是他們的命運。”

　　有意思的是，這些海外人士還尤其關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群體。卡爾遜便認為：“八路軍的高級領導人以誠實、坦白、人道和智慧著稱。他們是一批拋棄了舒適生活和物質享受的人。因為他們立志要為受苦的無權的大眾去爭取一個較好的社會經濟制度……他們非常正直，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徹底的忘我精神。”白修德也指出：“當我1944年訪問延安時，他們實際上比重慶的領袖們無論在體質上或思想上都要堅實得多。”“他們徹底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國家，并且了解農村。他們可以說是社會關系的工程師，他們完全懂得農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這些疾苦怎樣能轉化為行動。”作為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同樣寫道：“國民黨領導人政治上是盲目的，而又徹頭徹尾的自私，他們主要關切的是保存他們搖搖欲墜的政權”，而“人們得到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總的印象是，他們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統一的集體，這些人忘我地獻身于崇高的原則，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堅毅的領導素質”。觀察組成員多姆克甚至斷言：“中共是新興的，辦法、作風、民主都是新的，人民擁護……我想，國民黨如不想新辦法，死亡不久了。”

　　總之，海外人士根據自己在根據地的直接觀察和親身體驗寫下了大量報道，有的后來還撰寫專書介紹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力量。這些報道和文章，打破了國民黨長期的欺騙宣傳，向世人展示了另一個中國——紅色中國的存在，使大后方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和評價，擴大了其在世界上的影響。同時，他們通過與國共兩黨的廣

　　泛接觸，得出了一致的看法，即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共產黨是中國未來的希望。這個充滿遠見卓識的預言，已經完全被歷史所證實。（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作者盧毅為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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