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張思遙正在照顧病床上的媽媽。受訪者供圖

　　對話人物

　　張思遙

　　28歲，冷凍遺體的重慶女作家杜虹之女。今年5月30日，杜虹因胰腺癌逝世，張思遙聯系到美國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會(英文名稱Alcor)，花費12萬美元(約75萬元人民幣)為母親做了大腦冷凍手術，以期50年或者更久之后，母親能夠“復活”。

　　對話動機

　　媽媽做冷凍遺體手術，這是張思遙能夠想到的，留住媽媽的唯一辦法。

　　為了做這個手術，她賣掉了房子，又借了十多萬，就是想圓媽媽一個愿望，也圓自己一個愿望——在未知的將來，或許一家人還能重聚。

　　媽媽作為科幻小說《三體》出版的終審，算是個科幻迷。彌留之際，媽媽說：我不去嘗試，誰去嘗試?

　　有人說她們被騙了，也有人說她們怕死，但張思遙覺得，沒什么比“在一起”更重要。如果媽媽沒能“醒來”，她和先生也可能加入冷凍遺體的隊伍中。

　　“但，總還有希望不是嗎?媽媽，我們到最后一刻也沒有放棄，不是嗎?”

　　媽媽，未來見。

　　“我不去嘗試誰去嘗試”

　　新京報：之前有過冷凍遺體的想法嗎?

　　張思遙：沒有。我媽媽是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兒童圖書編輯，也是科幻小說《三體》的出版終審，我們全家都看過這本書，知道冷凍遺體的情節。

　　其實中國的科幻文學都一直歸類于兒童文學這一類，所以她一直接觸了很多這類的東西。但是我們也知道科幻小說畢竟是文學作品，更多的是設想，跟人體科學來說是有差距的。

　　后來，看到新聞說泰國一個2歲的小女孩冷凍了遺體。我們當時就聊，說沒想到小說里面的東西這么快就有人去做。媽媽當時夸他們特別敢想敢做。但當時沒想到要自己做。

　　新京報：那是什么時候下定了決心?

　　張思遙：今年四月份開始，媽媽就已經很疼了，一天打五六支嗎啡都止不住，到后來打八支，再后來醫生說絕對不能再打了。我媽媽疼起來的時候半開玩笑說，你們現在就把我敲暈了凍起來吧，我實在是太疼了。

　　但法律不允許冷凍活著的人，我們讓她還是安心治病。到了5月初，主治醫生說媽媽的情況非常危險，癌癥擴散后期，已經宣告沒有任何辦法了，化療、放療都不可以做，吃中藥也喝不進去，最后一個多月都是靠營養液在維持。作為女兒，我沒有任何辦法了。冷凍遺體是我看到的唯一辦法，就找到阿爾科。

　　新京報：你媽媽是怎么看待這個手術的?

　　張思遙：她非常愿意。當時阿爾科的醫生說，我媽媽的手術是中國的第一例，她就覺得很有意義。再說媽媽也覺得自己是《三體》的終審，“我不去嘗試誰去嘗試?”

　　作為家屬，包括她本人，我們其實知道，不知道以后是以什么方式去提取大腦的信息，也許提取之后就放在計算機里，這些都是未知的。所以我們對它的認識，就是即便失敗，也是一次比較有意義的醫學實驗。

　　若你醒來，我們都老了

　　新京報：手術籌備中有哪些難過的坎?

　　張思遙：首先是腫瘤末期的疼。對我個人來說，還是很絕望的，中醫和西醫都說沒有什么辦法了。另外，我們剛開始準備的時候身邊親友有過勸阻。有人說擔心我們被騙錢了，說這是天方夜譚。

　　新京報：你怎么看這些質疑?

　　張思遙：我覺得這都不是問題。首先我們和這個公司有接觸，我們有自己的判斷。雖然這個實驗的結果不一定，但是這些人是很認真地在做這個事情。雖然會面臨輿論壓力，我覺得無所謂，不可能因為自己要面臨壓力，就不幫媽媽完成這個愿望。

　　新京報：在彌留之際，媽媽跟你聊了什么?

　　張思遙：媽媽對自己生病這件事一直很內疚，覺得現在應該是我們安心闖事業的時候，我們卻為了照顧她停止工作。我就說，美國的專家就在外面待命。也許等很久以后，如果你醒來，可能我們都老了，需要你來照顧我們。她聽見我這么說，就說，那好啊。

　　我說，我就當你是出了一趟差，要出很久很久，但是就算是你出差，我也會好想你。

　　新京報：手術結果怎么樣?

　　張思遙：我沒有進入手術室看手術過程，一直在外面等。頭部分離是在美國進行的。當時在外面等著的時候，腦子里就很簡單，害怕手術不理想。幸運的是，做完手術醫生說，我媽媽的大腦保存得非常好，他們放了一個小儀器到大腦內部，檢測我媽媽的大腦情況比較好。他們認為這是海外比較成功的一例。

　　我知道她就在這里

　　新京報：媽媽的遺體怎么處理的?

　　張思遙：媽媽的遺體在美國完成了分離手術，保存在杜瓦瓶(阿爾科放置遺體的一種設施)里面的是媽媽的頭部。遺體的其他部分當時捐給了阿爾科的科研部門，讓他們做其他的研究。我媽媽在知道這個實驗計劃之前，她的愿望一直是捐給醫學院做解剖，我們認為這也是相對比較尊重她意愿的做法。

　　新京報：你去過存放媽媽遺體的地方嗎?

　　張思遙：手術一個月之后，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阿爾科的所在地。這個地方是美國西部一個非常小的城市，工作人員說，那個地方遠離海，也不在地震帶上，比較安全。

　　新京報：在阿爾科你都看到了什么?

　　張思遙：見到了放母親的杜瓦瓶。現在不能打開去看里面的東西，但是大腦里面裝了監控的小設備，在電腦上能看到冷凍保存的影像，大概能看到的是一個大腦。這是唯一能看到的和母親相關的東西。

　　其實我很想和她講話。但是手術后的一個月內，我和我先生惡補了很多關于這個技術方面的知識，我知道在那個冷凍環境下，她的意識是停滯的。我不太可能有媽媽就在天上看著我的這種感覺，我會告訴自己不可能，但是我很明確地知道她就在這里。

　　活著只為再見你

　　新京報：做手術花的這70多萬，對你們意味著什么?

　　張思遙：這是全家的積蓄，其中很多是媽媽的。我覺得我自己有賺錢的能力，所以我不需要花媽媽那筆錢，我更希望這筆錢可以讓她做她想做的事情。這筆錢是瞞著媽媽花的，她不知道我們用了這么多。

　　新京報：阿爾科是怎么跟你們說這個手術的前景的?

　　張思遙：我們家屬現在去問復活概率具體是多大，他們都會說，科學的正確的答案是不知道，他們沒有辦法去回答未知的事情。這個50年的期限其實是他們最樂觀的估計。我認為他們還是比較嚴謹的。

　　新京報：你覺得以后還有多大的機會見到媽媽?

　　張思遙：說實話我不知道。也許50年不行，100年、200年……科技總是在向前發展的，包括現在說，有個頭部移植手術也籌備在2017年進行。媽媽對整個世界是充滿好奇的。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去探索一下未知的世界呢?至少，我們到最后一刻也沒有放棄。

　　新京報：如果有一天，媽媽的大腦裝到了別人的身體上，她已經不記得你了，你怎么辦?

　　張思遙：用另外的身體是肯定的。阿爾科的工作人員說，可預見大概是有幾類可能：3D打印技術、納米技術(機器人進入細胞進行修復)，還有大腦信息提取。

　　從我目前得到的信息，媽媽的記憶可能會丟失大部分，至少會留下一部分。當然也有最壞的可能，就是全部丟失。不過沒關系，我會告訴她以前的很多事情，也會讓她重新認識我。都還來得及。

　　新京報：想對媽媽說些什么?

　　張思遙：媽媽，我會努力活到那個時候，盡管活著對于我來說，不是多么開心的事，但是我會努力，像你一樣地努力。只為活著，只為，我要等著見你。

　　不到最后一刻，絕不放棄，這是我們之間的承諾。媽媽，我們未來見。

　　新京報：要是見不到她了呢?想過嗎?

　　張思遙：想過。我和我先生其實有悲觀的估計，科技發展的過程可能要幾百年。可能以后，我們自己也會加入這個計劃。以另一種方式，再見到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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