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可能多地獲取客觀證據防止作假

　　京華時報：什么情況下會做精神病司法鑒定？

　　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公訴二處檢察官閻慧：如果發現嫌疑人家族有精神病史，或本人曾經有精神疾患就醫或鑒定記錄的，公安機關會考慮對嫌疑人就犯罪時的精神狀態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來判斷嫌疑人的刑事責任能力。如果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沒有以上證據，但在偵查期間發現其有精神疾病的典型或類似行為的，公安也會建議對其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還有就是，公安機關在預審當中，通過訊問嫌疑人，收集了解犯罪事實相關證據，期間，發現嫌疑人思維、邏輯，以及犯罪行為、主觀認識、犯罪前后精神狀態等有問題，就可能對嫌疑人進行精神疾病鑒定。

　　偵查終結的刑事案件會被移送至檢察機關，檢察官在審查案件事實和證據后，如果發現嫌疑人存在反常行為，仍可以決定是否對嫌疑人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我們稱之為“必要性”審查。

　　京華時報：嫌疑人能提出精神病司法鑒定嗎？

　　閻慧：可以，司法實踐中嫌疑人自己和他的辯護人、家屬均可以向有管轄權的司法機關提出司法精神病鑒定申請。如果相關證人提出嫌疑人可能有精神病，我們也會予以重視，并進行審查。

　　京華時報：如何進行精神病司法鑒定？

　　閻慧：司法機關在收到嫌疑人等提出的司法精神病鑒定申請，并經相關程序批準后，會確定有資質的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進行，在鑒定時間，將收集到的相關材料連同卷宗一并提交鑒定機構。鑒定時，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場，同時還會通知被害人家屬等到場。鑒定機構根據案件事實，通過詢問嫌疑人有關問題，進行必要答題等環節，鑒定人員會根據以上鑒定材料，運用專業知識以及經驗作出最終鑒定意見。

　　京華時報：如何防止嫌疑人冒充精神病患者？

　　閻慧：一般情況下，我們首先會針對司法精神病鑒定進行程序性審查，比如鑒定機構是否有資質，鑒定人員是否有資格等；第二就是對鑒定意見的實質審查。如鑒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鑒定材料提供是否全面，鑒定結論是否符合鑒定標準，有無相反證據等。鑒定材料也可能存在作假的情況，比如嫌疑人周圍的人未必說真話。

　　防止作假的方法就是盡可能多地獲取客觀證據，從不同的角度、環節去印證，排除虛假證據。言辭是最不穩定最靠不住的證據，但又是最常見最容易獲取的證據。對于類似情況，檢察官就會慎重考慮，多方調取證據，包括咨詢具有專業知識的人，進而判斷是否有必要做精神疾病鑒定。

　　京華時報：精神病司法鑒定是否會出現錯誤？

　　閻慧：我國對刑事司法精神病鑒定有相應法律規定和標準，但鑒定的過程需要專業人員個人運用專業知識進行，這是個經驗積淀的過程。司法精神病鑒定不同于一般鑒定，它是由人針對人進行的，人群存在個體差異，而鑒定過程需要主觀判斷，這時鑒定人員的經驗、知識就顯得尤為重要，并且鑒定所依賴的技術、設備等，也同樣必不可少。

　　但我們必須承認鑒定意見有時和真實情況會相左，容易被一些假象掩蓋，得出錯誤的意見。其實任何事物都與現實的科學發展有關系，比如以前人們對精神問題沒有認知，隨著醫學科學或其他學科，乃至技術設備的應用和發展，會進一步揭示一些真相。

　　說法

　　有新證據可隨時推翻精神病鑒定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問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吳丹紅坦言，精神病是可以“裝”的。尤其是像“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這種突然發病又能快速自愈的精神疾病，基本上靠事后根據相關線索推斷案發時的精神狀態，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賴口供。如果犯罪嫌疑人編造案發時的癥狀，非常吻合該病的臨床表現，就會嚴重誤導鑒定人員。

　　吳丹紅說，在南京“寶馬案”中，除了調查到嫌疑人事發前已經報警有人陷害他、說手機被監聽，以及嫌疑人在派出所被留置審查時表現狂躁、以頭撞墻外，辦案單位還動用了5名專家，結合在精神檢查時的反常表現，最后才作出認定。吳丹紅還表示，如果警方掌握新的證據，是可以隨時推翻這份鑒定意見的。

　　吳丹紅還告訴記者，根據規定的流程，精神病鑒定應由3名以上的鑒定人參與，鑒定人要預先閱卷，了解案情，做必要的核實。精神病鑒定與其他鑒定的最大不同在于并不依靠儀器，而主要是靠鑒定人的主觀判斷。精神病的誤診率本來就大，因此在鑒定過程中，要嚴格防范被鑒定人裝病。一旦假裝精神病被誤認為真精神病，不啻于開出去一份犯罪執照。

　　吳丹紅說，如果對鑒定意見存在爭議，可以重新鑒定，在必要時要求鑒定人員出庭接受法庭詢問。甚至可以讓不同的鑒定人員針對鑒定意見中的問題展開辯論，以便法庭全面了解鑒定依據，作出最后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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