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理論上成熟和發展的偉大政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本問題，確立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初步形成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高到新境界。

　　我們黨成立90多年，執政60多年，實行改革開放30多年，始終高度重視黨的自身建設，高度重視黨的理論建設。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基本經驗，用一個形象化的說法，就是“頂天立地強自身”。頂天，就是頂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天；立地，就是立足5000年歷史文化、56個民族、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頂天立地，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之“的”，認識中國，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發展中國；強自身，就是始終不放松地抓緊自身建設。

　　我們黨從一成立起，就高舉起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就堅定不移、堅持不懈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探索，走過曲折的道路，但是在旗幟問題上，從來沒有動搖過。實踐證明，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舉什么旗幟，是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重大戰略問題。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上不但要成熟，而且要發展。理論上的成熟和發展是黨政治上成熟和發展的根本前提。

　　從我們黨自己的經驗來說，黨在理論上成熟的根本標志，是我們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黨在理論上的成熟，首先在于她舉起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的時候，尤其在于她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時候。毛澤東思想創立的根本意義，是使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有了屬于自己的、具有中國作風、具有中國氣派的科學理論形態。這是我們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歷史性進步，也是我們黨理論水平的一次歷史性提高。這次歷史性飛躍、歷史性進步和歷史性提高的意義和作用，決不能低估。它攸關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強大思想武器，才造就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樣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強大思想武器，才造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樣一支聽黨指揮、忠于祖國和人民、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才勝利完成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波瀾壯闊的人民解放戰爭，奪取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強大思想武器，中國才由新民主主義勝利過渡到社會主義，建立和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強大思想武器，中國人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東亞病夫”“一盤散沙”的形象，改變了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第一次從精神上、政治上站立起來。

　　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毛澤東思想，說明中國共產黨的英明和偉大。但我們黨并沒有就此止步，這是我們黨更英明、更偉大的地方。黨一方面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另一方面堅持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不動搖。

　　改革開放30多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巨大躍升的30多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愈益發揮的30多年，也是我們黨理論建設充滿生機和活力、成果豐碩的30多年。這30多年，我們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先后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我們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歷史性進步和全黨理論水平的又一次歷史性提高。這次歷史性飛躍、歷史性進步和歷史性提高的意義和作用，同樣不能低估。這是我們黨理論上發展的根本標志。它攸關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它使全黨再一次獲得思想大解放，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停滯局面，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使中國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重新跟上世界潮流，重新走在時代前列。

　　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想一想，我們黨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沒有毛澤東思想的創立，沒有黨在理論上的成熟，中國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局面？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沒有毛澤東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我們黨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沒有鄧小平理論的創立，沒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創立，沒有黨在理論上的發展，中國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局面？那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蓬勃局面，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以上講的是我們黨自己的經驗。

　　再舉一個世界上的例子。蘇聯共產黨，理論上曾經是成熟的，創立了列寧主義。但列寧主義后來在蘇聯沒有發展，不但沒有發展，而且最終丟了刀子，丟了旗子，導致失掉政權，國家解體。

　　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充分證明，理論建設對于黨的建設具有根本性、決定性的作用。理論上走偏，不行；理論上停滯，也不行。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只有理論上成熟，而且理論上不斷發展，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理論強黨必強，思想富國必富。這是黨的理論建設和黨的建設的根本規律之一。

　　以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為標志，我國的國家治理正在進入新階段。怎樣認識和理解這個新階段呢？

　　首先，我國發展到現在，國家治理問題提到了黨和國家重要議程。我國實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建設以人類歷史上少有的速度快速發展，一方面創造和積累了巨大財富；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準備嚴重不足，特別是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包括國民素質建設沒有相應地跟上來，有的甚至嚴重滯后，致使不配套、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突出，經濟建設本身也面臨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等諸多矛盾而進入新常態。這就使國家治理問題成為突出的瓶頸而被提上黨和國家重要議程。

　　其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戰略決策。我國改革開放經過30多年的實踐，現在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需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解決這些難啃的硬骨頭，零敲碎打解決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個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我國的新一輪改革，全面分析改革面臨的形勢，聚焦于一個總目標，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總目標的提出，標志著我國改革經過30多年量的積累，正在實現質的飛躍。而這個質的飛躍，又是圍繞提升國家治理水平深化和展開的。如果說新一輪改革和過去的改革有什么不同，這是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推進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完善、成熟、定型，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和應有之義。

　　第三，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就全面依法治國作出戰略決策。提出建設“法治中國”這個戰略目標并具體作出戰略部署，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標志著我國國家治理的歷史性飛躍和歷史性進步，也是對世界政治文明進程的歷史性貢獻。習近平同志講，三中全會決定和四中全會決定，是姊妹篇，好比車之兩輪、鳥之兩翼，這個比喻是形象生動的，也是貼切深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發展都說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統一起來考慮，使生產關系的調整和上層建筑的完善協調推進，才能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實現。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

　　我國國家治理進入新階段，不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的改變，也不是如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樣的歷史階段，而是特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特定的歷史時段。這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同過去實踐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新的偉大實踐。如果從黨的十八大算起，這個時段至少要三十年時間。

　　大致地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和國家已經走過了“兩個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我們建立和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第二個三十年，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國策，中國的綜合國力邁上新臺階，中華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

　　現在正進入第三個三十年。新的三十年，在前“兩個三十年”的基礎上，我國的國家治理將邁上一個大臺階，而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那時，不但最深刻的思想來自中國，而且最富影響力的實踐也來自中國。我國經濟將實現在更高起點上的高品質發展，實現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實現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國家素質、社會素質和公民素質的巨大進步，實現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目標。這個時段的時間節點，剛好是本世紀中葉，同新中國建立一百周年也就是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相吻合。

　　新的偉大實踐要求我們黨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下，習近平同志以政治家和戰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高舉實事求是的偉大旗幟，全局在胸，高瞻遠矚，審時度勢，舉重若輕，準確把握國內國際大局的深刻變化，準確把握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以及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準確把握廣大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刻總結我國和世界各國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提出和確立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和戰略思想；在進一步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基本問題的過程中，集中而系統地闡述了我國國家治理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初步形成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本問題，從而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高到新境界、新水平。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黨的意志、國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開創了我們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發展，是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以及全面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等重大思想在內的科學思想體系。它奠定了黨和國家前進的新的共同思想基礎，是指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思想武器。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三個來源”和“一個必要條件”。“三個來源”：理論來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又是它的直接繼承和發展。這種繼承和發展，是主動自覺的，又是豐富充沛的。實踐來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和億萬人民的偉大創造，又是它的理論總結、理論概括和理論表達。這種總結、概括和表達，是準確鮮明的，又是厚重堅實的。文化來源，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歷史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優秀成果，又是它的積極弘揚和借鑒。這種弘揚和借鑒，是深入精深的，又是開放包容的。“一個必要條件”：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黨的理論建設，高度重視黨的思想路線建設，我們黨是理論上成熟和不斷發展的黨。

　　特別令人欣喜和讓人耳目一新的，是習近平同志中國式的而又極富現代感的語言風格，以其深厚修養和博大境界，直指人心和引人入勝，切中要害和要言不煩，含蓄內斂和耐人尋味，平易近人和質樸清新，不拘一格和活潑靈動，這樣典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給當代中國帶來潛移默化、實實在在的文風進步和作風轉變。

　　（李洪峰 作者系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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