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消失了”——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經頭”，讓親人們回歸正常生活的最“仁義”的方式。

　　河南省平頂山寶豐縣翟莊村，當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經頭”。2015年10月3日晚，這個村子里一個22歲的“神經頭”徹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發現時，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處機井內。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沒有人注意到，那個患病十幾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罵人的“神經頭”不見了。

　　沒有人想要見到他，包括他的父親。

　　10月27日，其父王軍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將王軍的殺子動機描述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為經常對家人構成生命威脅。王軍對殺害兒子的行徑供認不諱。

　　而在村民和親戚的印象中，王軍卻是一個連雞都不敢殺的“老實人”。他曾帶兒子看病，卻因為無法承擔的治療費用而放棄治療；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復發的兒子砸折了他的肋骨；當發病的兒子拿著菜刀威脅他和妻子時，他開始擔心，遲早有一天他會控制不住兒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親王軍發現，他已經無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兒子和家庭。

　　最后一次“看病”

王軍家的大門始終緊鎖著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莊村東村口的大片麥田已完全淹沒在黑夜中。離東村口不遠，王軍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兒子住在一個刷著暗紅色油漆大門的院子里。晚上7點左右，王軍推開那扇門，啟動了停在家門口的摩托車。王軍跟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兒子王健說，要載他去“看病”。

　　實際上，王軍已經有半年沒有帶兒子看過病了。而這半年卻是王健犯病最厲害的時候。

　　沿著王家門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間房的距離，是王健姨媽李艷芳的家。每當鄰居聽見王健在家里“鬧得厲害”時，就會跑來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著菜刀追著俺姐砍，他倆在院子里轉。”李艷芳神情緊張地壓低了聲音，就像王健還在她眼前一樣，“還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時，看見俺姐的小兒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說：哥，哥，不要砍咱媽了。但健健說，非要俺姐也給他跪下才行，結果俺姐就給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經頭’時像人，一‘神經頭’就不像人。”在翟莊村里，人們稱呼精神不正常的人為“神經頭”，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這個姓王的“神經頭”已經得病十幾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個樣子，家里面那些凳子、電飯鍋都叫他給砸了，床也撞壞了，我就跟俺姐說她家早晚得毀在健健手里。”李艷芳說，“他一犯起病來，直接吼他爸媽的名字，不喊爹媽的。”

　　最近這半年中，李艷芳曾3次看見外甥拿刀威脅姐姐和姐夫。今年22歲的王健，正值壯年，她攔不下。幸運時能碰見沒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鄰居來幫忙，但大多數時，上了年紀的村民們也只是圍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嚇得跑回家。實在沒辦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過來“嚇唬”他。李艷芳發現，王健“怕惡人”，怕比他厲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軍卻都是“老實人”。

　　2015年春節后，王健拿大石頭砸斷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軍的肋骨。王軍蹲在路邊捂著肋骨，不敢動，甚至有人看見他“噙出淚來”。春節前，王健曾因病情嚴重入院治療，本就欠債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筆錢”。而王健這一打，不僅叫王軍失去了一次出去賺錢的機會，也讓這家里唯一的“壯勞力”，又添了一處傷。

　　十年前，王軍就曾在做工的煤窯上出過事，廢了左肩膀。窯上給了幾千塊錢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塊錢的工資也隨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縣城里找點輕活，有時跟著裝修隊打雜，一個月掙一千多塊錢。而那時也是王健開始發病的時候。

　　“情緒暴躁、罵人”，一開始，王軍并沒有想到兒子會發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帶他看病、拿藥吃。而看病的頻率卻取決于家里的經濟狀況，“一沒錢了就不治，有錢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錢都給他治病了。”一個村民說。

　　在離翟莊村大約30公里的寶豐縣精神病院里，醫生查到了有關王健的兩次住院記錄，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連續兩個療程的住院治療，是因為王健的精神分裂癥已發展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絕服藥，這會影響到精神分裂癥的早期控制。”醫生翻看著王健的病例說。

　　2015年春節前，王健病情穩定，出院。6個月的治療，免去國家報銷的醫藥費和住院費，王家大約支付了五六千元。這筆錢，讓王軍不想再送兒子去醫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醫院給兒子拿藥時曾和當時應診的醫生說，兒子病又厲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脅她，說是要殺了她。醫生建議她，讓病情復發的王健繼續入院治療，但李素英并沒有將兒子送到醫院去。

　　不久后，這位醫生又接到王軍的電話，“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說：國家有啥好政策嗎？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兒管吧，俺不要他了。”

　　不吭氣的父親

從外面看到王軍的家

　　王健坐上了父親的摩托，可車子并沒有朝著寶豐縣精神病院開去，而是駛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沒有人想到王軍會做出“那種事”。

　　在李艷芳的印象中，姐夫王軍是個連雞都不敢殺的人，“老實得很”。有時候，姐姐李素英橫他幾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氣。

　　王軍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時認識的。王軍第一次來李家時，他甚至連飯都不好意思吃。回憶起這些事時，李艷芳難得地笑了起來，但轉念一想，卻發覺，姐夫這種不愛吭聲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亂發脾氣砍人時，李素英有時會跑出來找她，但王軍卻從來不跑。

　　在李艷芳看來，姐夫王軍甚至老實得有點“蠢”。她記得姐姐家曾因為蓋房子擋著別人的莊稼，對方家里三四個人跑到王家來打，結果王軍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動，也不敢還手。后來事情經過派出所的調解，讓王家分出2畝地給對方，事情才平息下來。而王家這片地一共才五六畝。“對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沒人。”李艷芳說。

　　兩三個月前，她見王軍開著三輪車拉著玉米稈去賣錢，王健跟在后面。剛走沒多遠，王軍沒掌握好平衡，連人帶車栽到路邊溝里了。“健健就沖他爸喊：你想死啊！這是我的車，你再試試把車給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艷芳回憶當時的情景比劃著說，“健健就在那邊指揮我姐夫，要他這樣開，那樣開，手里拿著石頭在后面嚇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見了這一幕，而王軍只對王健說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說了，然后扶起車，繼續往前走。

　　面對“神經頭”兒子，王軍一向的方式是“忍著”。

　　李素英近來曾聽王健跟她說，要拿刀去砍鄰居，原因是他嫌對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勸他“可不敢這樣做”，王健卻反問說：“什么？你說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訴了妹妹李艷芳，擔心她大兒子哄不住了。

　　但為了多掙點錢，李素英開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兒子王亮放假回家時李素英會回去一段時間，因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塊兒”。李素英曾親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著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時掰開，她小兒子可能就斷氣了。

　　事發前，在無工可打，也沒錢給兒子看病的日子里，王軍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癥的兒子待在家里。而隨著王健病情的復發和加劇，王軍心里也開始發毛。

　　他曾跟妻子說：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點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倆在一塊還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計，妻子并沒有回來。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軍下決心，“不要他了”。他開著摩托車帶著王健，朝著臨近的汝州方向開去。那是他和大兒子最后的一段獨處時光。

　　父親的決定

一位村民在指認案發現場

　　大約開了20公里后，王軍把車停在汝州小屯鎮魯辛莊村北一處農田的機井旁。據汝州市警方描述，在這個機井旁，王軍誆騙王健服用農藥后，將他推至井中，并用石頭、水泥塊砸擊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對于兒子神經質的喊叫，王軍或許早已習慣。

　　事發后，王軍一個人在家里，悶了23天。李艷芳曾幾次到王家去，但發現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個人在家。她有時也見王軍掃掃院子，或者去門口鎬點菜帶回家做飯。“那會兒見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著頭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艷芳說，“但是沒往那頭想。”雖然那段時間都沒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沒覺得不對勁，也沒問王軍。

　　“本來也不想看見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門都會上上，他喊門俺也不開。”李艷芳又想起王健對她的“惡”，“俺勸他不要犯病，他就對俺拳打腳踢的。”

　　這期間，李素英也回來過，她曾問王軍大兒子哪兒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醫院了，看去了。”再問下去，王軍開始不耐煩：“你還問那些干啥呢？不要問。”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來抓人時，李素英還在旁村打工，李艷芳正在鎮上的理發店做頭發。只有村民圍到警車旁，看著披著土黃色夾克的王軍低著頭被押進警車里。“當時不知道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邊的村民說，“都是后來才傳過來，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兒子給害了。”

　　“哎，‘神經頭’把他爸砍死了沒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兒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嘆說，“他爸會怎么判，會死嗎？”

　　李艷芳重復著姐姐知道這件事情后不斷念叨的話：“艷芳，艷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現在還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樣的事情。“健健罵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時候，俺也想過：要是他在外面拿車撞死了，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實在是沒辦法。但真聽到他死了，心里還是受不了。你說俺姐以后咋過啊？”李艷芳別過頭去。

　　在翟莊村的東頭，一直立著一個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終沒有粉刷的房子。這是王軍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別人借錢幫王健蓋的。但房子剛剛起來，王健的病就開始厲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兒荒著。

　　李艷芳還記得姐姐曾囑咐她說：可別說咱健健是“神經頭”哦，咱還得給他找媳婦呢。

　　“安靜”的村莊

　　11月中旬的翟莊村，籠罩在土黃色的霧霾中，空中飄著從不遠處洗煤廠散出來的黑粉。

　　在東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經喜歡開著他父親那輛摩托出去轉，有時也會站在別人家門前的水泥路上大笑、罵人。而現在，這笑聲、罵聲連同這個幾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輕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會的門也一直鎖著。村民說，他們的村長、書記，都住到鎮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幾次撥打村民告知的村長電話，均是無人接聽。

　　據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說，村里不會強制管理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對方開始危害公共安全。“這種事情，農村太多了。”這位村干部搖搖頭說。

　　“俺村以前也有一個‘神經頭’，但后來他自己跑沒了，一兩年看不見人，家里也沒人找，就那樣沒了。”李艷芳說，“要是健健自己跑丟了，對他家可能也是種解脫。”

　　“自己消失了”——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經頭”，讓親人們回歸正常生活的最“仁義”的方式。

　　據寶豐縣精神病院楊院長說，目前寶豐縣共有重癥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過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賴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問的情況。迫于無奈，醫院曾向政府申請應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沒有批復下來。

　　在翟莊村所在的前營鄉衛生院中，冷清地散坐著幾個醫生。關于鄉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療，一位醫生介紹說，病人可以憑“慢性病就診證”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證”得到國家對于門診和住院費70%至90%的報銷。

　　從王健就診的寶豐縣精神病院醫生介紹的情況來看，王健確實得到了這兩方面的補助。但在縣精神病院7月份已經開始實施的一項“貧困精神病患者醫療救助”項目，鄉衛生院卻并不知道，這也意味著鄉衛生院下面的村衛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難以知曉。而據寶豐縣精神病院醫生介紹，這個精神康復公益項目可以每年補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費4000元。

　　“人都死了，講這些還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紀的村婦說。在翟莊村，很難見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婦女之外的人，年輕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蘇州、廣東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談起這位消失的“神經頭”和他的父親時，也常常是諱莫如深，表示“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說”。

　　事情發生后，李素英也沒敢把實情告訴小兒子王亮，她害怕學校里看不起他，讓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兒子問起來，她打算回答說：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艷芳能感覺得到，現在身邊親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這個手？”她也常常處在兩種矛盾中，一方面想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想，不考慮他家里曾經發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會埋怨王軍，“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個人怎么過，家里面欠著錢，大兒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頭扭向門外，現在白天她家的大門很少上鎖了。

　　兒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電話采訪中，她說：“我在飯店打工，我要掙錢，養活我的小兒子。”她的聲音脆弱而蒼老。

　　在翟莊村，王家的大門始終緊鎖著。門前那簇正在盛開的紅花和對面大片的青麥芽，是父親王軍門前僅剩的生機。(本文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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