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和所謂的霸權完全不搭。網絡空間是不需要霸權的，尤其是不需要一個霸權國家，它需要的是為建設公共性質的網絡空間秩序或者行為規范，提供一些支撐和支援的這樣一個行為體；網絡空間也會回報，你提供這種東西后，你的發展、你的獲益會比那些不提供的國家要多些，但是這不代表網絡空間的行為規則就由你說了算。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美國其實已經稱霸，但是美國能夠為所欲為嗎？不能。

　　觀察者網：12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關注最多的還是互聯網審查這樣的老問題，魯煒主任的回復也很強硬。中國在互聯網治理領域采取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外界正確理解？

　　沈逸：中國政府在管理互聯網的政策調整中，應該最大限度地去追求和實現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這個國家利益和外界的認可是一致的，那最好；但如果它的方向和外界的方向有差異，那肯定國家利益優先，也就是說，我們判定這個問題的本質其實是如何判定和看待中國的互聯網管理政策。這種互聯網管理政策判定標準，不是外界說好還是不好，而是中國的國家利益需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考慮的是，中國國家互聯網管理政策和今天中國國家利益的關系是什么？如果我們堅信或者確實發現，今天中國的國家利益需要這種管制，那就要管制，如果發現我們要適度放松，就適度放松，如果要換一種方式，就換一種方式，這一切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標準，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理解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解釋，你沒有看到的東西我可以跟你說，但不代表我們要按照你說的來，我們的底線就是國家利益。別人基于利益沖突不喜歡你，我們也不可能為了讓別人喜歡而放棄國家利益。

　　觀察者網：在網絡治理領域，我們過去一直談的問題是，這個領域的運行規則基本被美國和西方把控，中國很難插足。世界互聯網大會的召開是不是有利于打破這種局面？

　　沈逸：世界互聯網大會的召開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想想看，在全球多邊機構、公司、非政府組織里面有多少中國人，多少美國人？我們的公司、非政府組織有沒有系統培養人才進去？在這個方面我們要學習20世紀的日本，當時日本為了變成一個有影響力的國家，把聯合國里所有日本人能夠做的有影響力的職位都加入日本人，然后制定一個十五年、二十年的發展計劃，然后過了十五年、二十年之人們發現，這些職位上都是日本人。ICANN里面就一個中國人李曉東，這遠遠不夠啊，應該多一些中國的技術面孔在管理頂層，中國應該在關鍵治理機構的核心崗位人選和名額分配提出改進方案，而不僅僅是一個主張，一個聲音，要細化。中國要提升自己現實的治理能力，要一步一步去做。第一保持信心，第二不要盲目樂觀，第三，要勇于實踐。在烏鎮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觀察者網：如果說全球網絡治理要建立新規則，您認為這個規則的基本價值觀應該是什么？

　　沈逸：“互通共享共治”嘛，這個東西一定要為和平和發展服務。具體的說，不僅要能夠保持國際體系的穩定，而且能讓各個國家尤其是技術欠發達的國家從中獲利，這才是關鍵。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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