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基礎、現實基礎：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世情黨情國情、黨史國史的關系

　　首先看看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世情黨情國情的關系。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在對世情黨情國情進行科學判斷的基礎上提升出來的，是從世情黨情國情出發而提升出來的，世情黨情國情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本依據。

　　第一，“世情”與“習近平外交戰略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當今的世情：當今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調整，進而引發各種矛盾和沖突，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卻是“全球治理相對滯后。”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其他重要因素，引發了世界的“權力轉移”或“力量轉移”。這種權力或力量轉移改變著世界格局和秩序（比如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等），也引起各國關系尤其是大國關系的重組或調整。在這種重組或調整中，各種利益、文化會發生某種沖突，從而會導致世界不穩定。面對這樣的世情，習近平總書記有效應對、確定目標、精準發力，提出了他的外交戰略思想。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來表達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戰略的思想精髓、核心要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文明互鑒；親誠惠容；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韜光養晦”，又“奮發作為”，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建立以全球治理與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的新型國際關系、外交新格局和命運共同體：（1）圍繞“和平發展”理念，積極建構好中美、中俄“大國關系”這兩個重“點”；（2）圍繞“合作共贏”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發出“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倡議，搭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線”；（3）圍繞“文明互鑒”理念，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互聯互通，打通歐亞大陸橋這兩個“面”；（4）圍繞“親誠惠容”理念，建設好周邊外交這個“局”。如今周邊外交在中國對外關系布局中最為重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始于周邊，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始于周邊，打通歐亞大陸橋始于周邊。最終目標，是破解周邊外交困局，實現多極制約和擁有一定的國際話語權，從中顯示“中國力量。”

　　第二，“黨情”與“習近平全面從嚴治黨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們的黨情：我們黨打得“鐵”很硬，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是“我們自身還不是很硬。”今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打的“鐵”比較堅硬。從總體上講，主要有三塊堅硬的“鐵”：一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積累起來各種矛盾、問題和難題，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是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二是我國相對發展起來以后進入“表達訴求、矛盾多發、攻堅克難”這一新的歷史時期，遭遇更多新的難題；三是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既成強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對我國的圍堵打壓日趨激烈。這意味著新一屆中央是在踏著“尖刀”前進，是在攀登一座沒有探測過的險峻“高山”。就是說，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的困難、挑戰、風險是非常嚴峻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是打“鐵”的主體。既然我們共產黨人所打得“鐵”相當堅硬，那么，作為打“鐵”的主體即中國共產黨人自身必須硬。由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干部隊伍總體上是在積極干事業的。然而，正如胡錦濤同志當年所說的，我們一些共產黨人自身還不是很硬，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這“四種危險”是如何發生的?1978年之初，我們強調“放開”，之后又進一步強調“放活”（這時，一定程度上開始出現了淡化“原則”的現象），接下來出現了“放松”（如放松世界觀、人生觀改造），再進一步升級，就出現了“放任”（如有權就任性，有錢就任性，有嘴就任性），由此進一步升級演變，就出現了“放縱”，最后走向了“放蕩”或“放肆”(如“周永康現象”)，做人做事用權毫無底線，踐踏一切黨紀法規，進而出現了“四種危險。”

　　由此，當務之急且最為關鍵的，就是針對這些問題和短板，圍繞破解“四種危險”提出目標、精準發力，全面從嚴治黨，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使我們黨自身真正硬起來。治國先治權，治權先治吏，治吏先治權，治權必從嚴。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敢于直面我們黨面臨的“四種危險”，且首先把破解“四種危險”并使自身硬作為治國理政思路的突破口。第一，針對“精神懈怠”（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確定共識，缺乏凝聚力，缺乏斗志），強調“硬在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想信念是我們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凝聚共識；要凝聚改革合力，匯聚社會正能量；要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第二，針對“能力不足”，強調“硬在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減少應酬之風，強化學習之風，建立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組織；要克服本領恐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積極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三，針對“脫離群眾”，強調“硬在作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還強調領導干部要做到“三嚴三實。”這里，作風建設一定落實到用人作風建設上。用人作風決定工作作風，進而決定生活作風以及整個社會風氣！第四，針對“消極腐敗”，強調“硬在純潔。”習近平總書記十分注重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強調在反腐倡廉上要敢下重手，把權力關在制度籠子里。總之，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抓好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使我們黨從精神、能力、作風、純潔等方面真正硬起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在解決上述問題時，要把對領導干部的高標準要求與尊重領導干部合法合理的正當利益結合起來。

　　第三，“國情”與“習近平國家治理現代化等思想”。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們的國情：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轉型升級和小康決勝階段，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是“現代國家治理跟不上。”基于這種國情，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問題和短板，提出目標且精準發力，既提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又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理念”，也圍繞結構調整、力量轉移提出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還針對利益博弈和思想分化，提出作為最大公約數且能凝聚共識的中國夢。

　　由上可以看出，世情黨情國情，使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具有問題意識、目標導向、克服短板、精準發力的思想品格。

　　其次來看看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黨史國史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注重并強調要分析研究黨史國史。分析研究黨史國史，根本目的是全面深入總結其經驗教訓，進而深化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等“三大規律”的認識。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在全面深化總結黨史國史經驗教訓、深化對“三大規律”認識的基礎上提升出來的。從對黨史國史的分析研究中，可以提升出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既要善于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又要把握好“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之間的關系。” 把握社會基本矛盾，主要是把握社會基本矛盾狀況，這就涉及到了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如果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是基本適合的，那么，它就既可以激發社會發展活力，也可以促進社會和諧；反之，既會影響社會發展活力，也會影響社會和諧，這時就需要進行調整，調整與治理能力直接相關。就是說，判斷社會基本矛盾狀況的根本標準，主要是看社會發展的“活力”、“和諧”和“治理”狀況。正因如此，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別注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求通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來解決好社會發展的活力與和諧問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就是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狀況，這涉及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規律需要從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中來揭示。正因如此，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別強調發展依然是硬道理，是“第一要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強調要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我國前進中的問題。把握“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之間的關系”，主要就是要圍繞“偉大事業”來推進“偉大工程”，通過推進“偉大工程”來實現“偉大事業”，以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別強調要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程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以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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