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7日17時，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中國聯通集團公司原黨組書記、董事長，現中國電信集團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常小兵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12月28日19時許，該網站再度發布消息，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原黨組成員、副主席白雪山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在2015年結束之際，中央紀委連發“打虎”戰報，正是一年來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的一個有力例證。

　　圍繞“重要人員”，緊盯“關鍵少數”

　　2015年10月，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并通過了中央紀委關于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梁、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余遠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一次性確認開除10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黨籍，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充分彰顯了中央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

　　“2015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進一步強化紀律審查，無論是立案件數、處分人數還是審查中管干部人數，都在前兩年持續增長的基礎上繼續大幅增長，均創改革開放以來同期歷史峰值，其中，11個省處分人數增幅超過50%。”中央紀委案管室有關負責人介紹。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把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干部作為紀律審查的重點人員。2015年11月，隨著上海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長艾寶俊，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接受組織調查，十八大以來查處的中管干部覆蓋了31個省（區、市）。同時，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分的廳局級干部人數比上一年同期翻了一番。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還緊緊盯住“關鍵少數”，對濫用權力、貪污腐敗的“一把手”從嚴查處、絕不姑息。2015年，全國處分的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一把手”人數增長了近六成。如河北省承德市委原書記鄭雪碧、遼寧省撫順市原市長欒慶偉、江西省湖口縣委原書記盧光輝等一批市（縣）委書記、市（縣）長，因嚴重違紀受到嚴肅處理，起到了強烈的警示和震懾作用。

　　快查嚴處群眾身邊的“蒼蠅”

　　2015年12月10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監督舉報曝光專區》通報119起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這是繼7月9日、8月7日、9月9日、10月9日、11月12日后，該網站第六次對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集中進行點名曝光。在通報的案件中，“騙取國家危房改造補助款”“侵吞專項資金和救濟資金”“騙取國家惠農補貼”“虛報冒領小麥直補款”“虛報征地補償款”等字眼頻頻出現。據悉，該欄目將持續每月通報曝光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通過定期通報形成持續震懾和警示作用。

　　2015年，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在堅決“打虎”的同時，“拍蠅”力度不減。中央紀委通報了20起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典型案例，對基層腐敗施以重拳。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開展專項活動治理基層腐敗問題，對吃拿卡要、“雁過拔毛”、與民爭利、侵吞國家和集體財產等典型問題快查嚴處。如山西省開展“以群眾舉報鄉村干部腐敗為切入點，集中解決群眾信訪訴求問題”的專項治理活動，鄉鎮紀委立案和處分數量同比均增長150%以上。基層反腐敗力度的持續加大，讓人民群眾切實享受到了更多的反腐成果。

　　嚴肅問責動真格，讓“兩個責任”扛在肩上、落到實處。各地區、各部門對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領導干部真問責、真處理，改變了過去不敢動真碰硬的局面。2015年上半年，全國共問責370多個單位的領導班子和4700多名黨員領導干部。中央紀委對部分地區和部門查處的責任追究案例，先后5次公開通報。一批黨委書記、紀委書記因“兩個責任”落實不到位，受到嚴肅處理并被通報曝光，起到了“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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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首次實現追回人數超過新增外逃人數

　　2015年12月5日，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的統籌協調下，中國司法、外交等部門及河南省追逃辦密切協作，在美方配合下，成功規勸潛逃美國13年之久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黃玉榮回國投案自首。

　　一年來，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的統一指揮下，中央紀委監察部與追逃辦其他成員單位密切配合，一手抓協調，一手抓個案，開展“天網”行動，緊盯“人、錢、證”3個關鍵環節，追逃、追贓、防逃三管齊下，集中公開曝光100名已發布紅色通緝令的外逃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取得突破性進展。“天網”行動以來，我國采取引渡、遣返、追訴、勸返等多種措施，截至2015年11月底，共從68個國家和地區追回863人，其中“百名紅通”人員18名。黃玉榮、李華波、戴學民、楊進軍等一批在海外逃亡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成功回國歸案。隨著我國對外交涉力度的持續加大，遍及全球的“天羅地網”越織越密，越來越多的貪污腐敗分子將會被緝拿回國，國外不再成為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

　　為推進追逃追贓，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改革創新方式方法，初步掌握了一套有效管用的措施。首次對1995年以來外逃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情況進行大起底，全面摸清底數，實施外逃信息統計報告制度，實現數據動態更新。首次全面建立掛牌督辦制度，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將“百名紅通”人員分解到相關省區市進行掛牌督辦，把責任壓到各省黨委、紀委和公檢法機關肩上，形成倒逼機制。各省一級追逃機構在2015年相繼成立，并均成功追回了一批外逃分子，不少省份實現了“零”的突破。目前，省級追逃追贓協調機制全面建立，市級追逃追贓協調機制已在部分省區市建立，河北、河南、福建已經或正在著手建立縣級追逃追贓協調機制。

　　對外交涉力度持續加大，遍及全球的“天羅地網”越織越密。多邊合作方面，在亞太經合組織框架下，成功舉辦國際追逃追贓培訓班，加強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建設，推動將落實《北京反腐敗宣言》作為亞太經合組織反腐敗工作組常設議題；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推動召開“拒絕腐敗分子入境機制”第一次會議，有關國家通過該機制向我通報了疑似涉案人簽證申辦信息；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框架下，與新加坡、新西蘭等國開展個案合作。雙邊合作方面，以美、加、澳等腐敗分子外逃主要目的地國為重點，借鑒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反腐敗工作組的成功經驗，繼續推動合作機制化建設；繼續加快推進司法協助類條約締結、批準工作，完成中國與亞美尼亞刑事司法協助條約、中國與智利引渡條約談判并正式簽署；完成中國與德國、馬來西亞刑事司法協助條約，中國與亞美尼亞引渡條約談判，中國與法國、意大利引渡條約相繼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