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開學季，在四川華鎣工業新城銅堡農民工子弟學校，孩子們領到了新課本。

　　教育是民族的希望，也是每個家庭的未來。可眼下，農民工子女想隨父母到城里讀書還面臨許多難題，有些孩子因此被迫留在老家，成為令人揪心的留守兒童。這既是家庭之痛，也是時代之殤。對想扎根城市的新市民來說，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甚至比解決戶籍、住房問題更為迫切。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到底難在哪兒？請看本報記者的調查。

　　——編者

　　農民工子女在城里讀書，不僅成本很高，也感覺“低人一等”

　　“來天津十多年了，報紙上稱我們是‘新市民’，可我總覺著自己是外人。別的方面都湊合，就是孩子上學的事兒，卡得人心里堵得慌。”從內蒙古來天津打工的艾向志對記者感慨。

　　艾向志說， 2014年女兒想來天津上一年級，他帶著居住證、勞動合同、合法居所證明、原戶籍證明和孩子的預防接種證，到住所附近的河北區某小學辦理入學手續，但是被告知還要提交繳費期半年以上的社保證明。

　　“農民工找工作，能簽勞動合同就不錯了，公司不給交社保啊，哪來的證明？”艾向志跟對方解釋，不頂用。

　　“我們兩口子在天津的工作都挺穩定，老家掙錢沒這兒多。閨女回去也沒人帶，不放心。”左思右想，艾向志讓女兒再等一年。他找了一份有社保的工作，女兒終于能上學了。“新工作掙得少，就算將來能領退休金，算大賬我還是虧的。”

　　孩子們想跨過重重“門檻”進城上學，與父母團圓，代價可不低。采訪中，很多農民工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老龐從山東老家來天津打工20多年，他女兒正讀初三。按天津市教委規定，非戶籍人口子女要想在天津讀高中，小學、初中學籍必須是本市的，家長則需要交齊五證，如果是個體戶的話，還得提供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和社保證明。老龐是個體戶，之前沒有交過社保。為了讓孩子上高中，他不得不每年再交1萬多元的社保金。

　　“我這做小本買賣的，1萬元可不是小數目。而且我在老家是參加了新農保的，有必要再交一份嗎？”讓老龐寬慰的是，天津已經出政策，允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考本市的職高和高職，“以后能讓咱娃在這高考就好了！”他憧憬。

　　孫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區，2013年她給孩子辦理入學手續時，被告知沒有通州區的社保繳納證明不能辦理借讀手續。“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區。”孫芝莉夫妻倆權衡之下，還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學校，半個月見一次，他們勸我也這么辦。可孩子成長需要陪伴，這不是辦法。我倆打算過一段時間都回老家。沒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幾年，最后還是不能扎下根兒來。”孫芝莉對此很無奈。

　　解決城市管理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難題，不該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代價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一直關注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他認為，2008年保障隨遷子女就近上學的相關政策出臺之后，幾年內各地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條件放寬了不少。但最近兩年，各大城市又開始普遍收緊政策。

　　《北京市教委2012年關于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明確，非京籍學生在京借讀需具備“五證”，即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五證”的規定由市教委文件統一發布，具體的工作證明界定由各區結合情況具體來定。

　　2013年12月，天津市教委發布《天津市居住證持有人隨遷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實施細則(試行)》，此細則明確規定務工人員要提供居住證、合法務工證明、合法居所證明、原籍戶籍證明和子女的預防接種證，并應在入學前一年到居住證載明的居住地所屬區縣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同時，明確要求提供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費證明原件及復印件。

　　這些政策在具體執行中，還有很多附加的“隱形條款”。2015年北京非戶籍學生家長做過統計，要想入學，實際上須備齊28個證件才有參加初審的資格，其中很多證件，需要提前很多年準備。

　　政策為什么收緊？

　　熊丙奇認為，這些政策的頒布是基于“控制人口總數”的管理思路，就是擔心放松入學條件會造成大量非戶籍人口涌入，進一步加劇大城市的臃腫。

　　比如，北京市在2012年發布的《關于北京市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方案的說明》中明確，作為首都，需要妥善處理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需要統籌考慮京籍學生和非京籍學生升學考試利益等難點問題。天津市教委也透露，大量隨遷子女向城鎮和城郊結合部集中，給本市教育資源帶來很大壓力。

　　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不均衡，也是造成非戶籍人口入學難的重要原因。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目前，國家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則是以流入地解決為主，即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這樣一來，農民工在省內流動，教育經費由省內統籌，孩子進城讀書問題不大；如果生源跨省，流入地政府在財政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就會提高門檻。

　　《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顯示，目前全國農村約有留守兒童6102萬人，占農村兒童的37.7%；約有1793萬孩子一年只能見父母1到2次；約有921萬孩子“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研究顯示，如果不能保證每3個月見一次，孩子對于現在生存狀況的焦慮及“煩亂度”會陡然提升。

　　“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滯后，安全監護、心理問題也比較突出。解決城市管理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的難題，不該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代價。”熊丙奇說。

　　讓教育經費可攜帶，保障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權利

　　事實上，解決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難題，政策路徑已經很清晰：

　　按照《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等文件要求，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問題，應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同時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范圍。此外，對符合當地政府規定接收條件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的，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費；對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擔義務教育辦學任務的民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隨遷子女，也撥付相應教育經費。中央財政以獎補資金的方式，對各地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予以獎勵性支持，主要支持東中部地區接收隨遷子女較多的省份。

　　“政策圖景很好，但現實中仍有兩個梗阻：一是北上廣等農民工數量較多的城市提高門檻，導致很多家庭只能分隔兩地，孩子回原籍讀書；二是入學之后，保障程度有差距，有的雖然進了公辦學校，但只能入讀‘校中班’；有的入讀教委主導建起來的打工子弟學校。這是人為制造隔離，影響城市各群體相融。”熊丙奇說。

　　去除教育“梗阻”，把新市民留在城市，還需要對癥下藥：

　　“首先要轉變城市管理理念。停止靠教育政策調控人口的做法，保障每一位孩子上學的權利。”熊丙奇認為，應調整資源配置思路，以產業導出等方式，合理引導人口分流。“通俗講，先把城市功能分解出去，再把農民工疏導出去，最后讓孩子隨遷；而不是顛倒次序，先把孩子攆走，再讓大人不得不走，最后考慮城市功能轉型、規模瘦身。”

　　“這里面還有戶籍制度的問題。當前一下子改變戶籍制度比較困難，特別是對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城市。但是可以把城鄉居民享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從戶籍上剝離。”儲朝暉說，讓教育經費等公共財政資源“跟人走”——比如建立完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共教育經費流轉制度，當他們的子女離開流出地時，其相應的教育經費可參照社保資金的方式流轉，為其在流入地就讀提供保障，減輕流入地政府的財政負擔。

　　2015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決定從2016年起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在整合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和城市義務教育獎補政策的基礎上，建立城鄉統一、重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教育經費可攜帶，適應新型城鎮化建設和戶籍制度改革的形勢要求。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屬于農民工子女的那塊“教育的蛋糕”不會因為他們進城和爸爸媽媽在一起而縮水。希望不再有哪個孩子，孤獨地留守在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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