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觀察·深度】

　　3億農民工的“城”與“鄉”

　　——透視2016年春運新變化之三

　　“今年是我們第一次開車回家。”農歷臘月二十六，翟喜娟夫婦開啟了回鄉之旅。

　　兩人從四川巴中來北京務工10余年，2015年終于買上了一輛吉利。一路高速，他們16個小時就能到家。

　　2月4日，100多名貴州籍優秀外來務工者在福州長樂機場搭乘福航FU6511包機航班，踏上飛往貴州貴陽的返鄉旅程。新華社記者魏培全攝

　　30多年來，春運大軍從1億人次增長到今年的29.1億人次，中國農民工數量增長到3億多人。作為春運中最大的群體，農民工的遷徙折射出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和城鎮化帶來的社會之變。

　　“大遷徙”背后的地區差距

　　農歷正月初八，翟喜娟夫婦又將回到北京。盡管巴中老家的生活環境更加安逸，但翟喜娟仍打算在北京再打拼兩年。夫婦倆每月總收入超過6000元，除去地下室的月租金800元，每月能存下4000多元。相比老家的收入水平，這樣的收入是可觀的。

　　從2015年的統計數據看，上海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52962元和23205元，北京為52859元和20569元，而中西部地區與之差距較大——四川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26205元和10247元，甘肅的這一組數據為23000元和6900元。

　　正是地區、城鄉間的巨大差距，讓人口遷徙成為必然。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四川外出人口達2091.4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26%。

　　從農民工遷入地看，雖然流入北上廣人口的增幅正在收窄，但一線大城市依然最熱門。根據陌陌數據，今年春運出發省份前10位分別是：廣東省、浙江省、江蘇省、北京市、山東省、上海市、四川省、福建省、云南省、河南省。作為大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地區，加之以往遷徙的路徑依賴，珠三角依然是對務工人員最有吸引力的地區。

　　鐘擺式生活的“半城鎮化”

　　“城里有家，鄉下有老家”——這是很多進城務工人員的夢想。“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快速推進，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3個百分點，每年城鎮人口增加2000萬人。

　　一間10余平方米的地下室，月租金達800元，相比翟喜娟一個月3000多元的收入，是一筆不小的開銷。2015年，北京商品房成交均價接近3萬元/平方米。“在北京買房，我不敢想。”翟喜娟說。

　　數據顯示，全國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2011年為2049元，2012年末為2290元，2013年為2609元，2014年為2864元，盡管呈逐年增長態勢，但城市里房租、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壓力仍讓務工人員感到城與鄉之間的鴻溝。

　　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達56.1%，城鎮常住人口達7.7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45%左右，努力實現1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盡管各地采取了多項措施保障農民工權益，但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的差距短期內仍難以彌合。數億進城打工的農民“鐘擺”于城與鄉之間，春運則是鐘擺式生活的縮影。戶籍制度和其背后附著的社會保障制度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礙，實現“人的城鎮化”，關鍵在于織牢社會保障網、加快完善公共服務體系。

　　“調結構”催生的就近務工熱

　　作為一對雙胞胎的母親，翟喜娟打算兩年后回老家：“孩子快上學了，我們以后還是在老家附近找活兒干。雖然掙得少點兒，但方便照顧老人和孩子。”

　　在大城市打幾年工再回老家，這樣的務工人員數量在增加。隨著國家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持續推進，內陸省份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就業吸引力明顯提高，農民工就近務工日益普遍。根據百度大數據分析，近兩年春節，西部城市的熱度增加了很多。以重慶為例，瀘州、自貢、南充等地到重慶的遷徙較為密集。

　　按照新型城鎮化的要求，未來要解決“三個1億人”的問題——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就近就業將成為緩解春運難的重要因素。

　　“一定要看到中西部農村轉移勞動力就近就業的重要意義。”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指出，“當中西部若干個集聚了生活、工作功能的小城鎮不斷涌現，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將迎來新的增長點。”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區人口100萬以上的城市有140多個，鎮區人口在10萬人以上的特大鎮有230多個，5萬人口以上的鎮有870多個。這些特大鎮和鎮將來可能成長為新生的中小城市，隨之會吸引更多的務工人員。

　　相關專家指出，如果這種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的調整能夠持續下去，春運期間跨地區、長距離的出行將逐步減少，“春運難”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農民工能真正融入城市，享受更好的醫療、就業、養老保障，真正成為市民，也將最大限度地減少春運客流。解決“春運難”的關鍵，不在“春運”本身，而在于“調結構”的勇氣和決心。

　　（光明日報記者?馮蕾?魯元珍?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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