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君在工地探訪農民工

　　2016年春節老何一家在四川老家

　　建筑農民工在工棚中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蹤和調研過百余起建筑農民工討薪、工傷索賠等案子。夜宿過工地、露宿過街頭、去過工傷農民工的老家、為了見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過被相關職能部門踢來踢去“當皮球”的經歷，還遭遇過涉事工地的雇黑報復。但更多的時候，他說自己更像是一個傾聽者、陪伴者。

　　“不知會用多少時間，我想為像我父親一樣的人，做點事情。”他說。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蹤和調研過百余起建筑農民工討薪、工傷索賠等案子。夜宿過工地、露宿過街頭、去過工傷農民工的老家、為了見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過被相關職能部門踢來踢去“當皮球”的經歷，還遭遇過涉事工地的雇黑報復。但更多的時候，他說自己更像是一個傾聽者、陪伴者。

　　“不知會用多少時間，我想為像我父親一樣的人，做點事情。”他說。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見面，是在一個由雞圈改建的工棚里。

　　當時，他剛來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搞項目，常去北五環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訪。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趕末班車去，路過一間工棚。工棚的門板縫隙很大，他不經意地瞥了一眼，瞧里邊坐了倆人，是他沒見過的兩個工人。李大君推門進去，認識了老何兄弟倆。

　　那一陣兒，李大君結識了很多像老何這樣，在建筑工地打工的農民工。他們的生存狀況和生活遭遇讓他震驚，也觸碰到了他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們注冊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主要服務對象，就是進城務工群體中“勞動權益最難保障、生活條件最為艱苦、文化生活最為匱乏的建筑農民工”。

　　后來，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環外的打工者聚集區。跟人合租一個小院，算上廁所一共5間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張床，不見陽光，冬天燒蜂窩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塊。

　　連同行都說他：你與這些服務對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沒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說。“吃完晚飯，串串門，聊聊天，我覺得挺好！”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他覺得跟老何他們交往，讓他整個人更接地氣，對社會更有敏感度。

　　一

　　李大君是個80后，生于1981年，大學讀的是社會工作專業。

　　畢業后，他曾在一個貧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還在昆明的一個建筑工地打過3個月的工。但來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見工人，一開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覺。“雖然從不偷懶，但也沒激情。”直到有一天碰著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那是在一個高檔樓盤工地，57歲的農民工老潘，在連續35天，每天不低于11個小時的高強度勞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

　　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訴李大君他們，老潘是干雜工的。分給他一塊大石頭，用四個拳頭大的鐵錘，一點點砸碎。一天必須砸完，不然這天就沒工錢。“到了下午，他說心口疼得厲害，但硬是撐到把一天的活兒做完。回來難受得沒吃飯，就直接去床上躺著。因為沒錢看病，想著睡一覺也許就好了。”

　　深入探訪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們的生活現狀：不削皮的土豆，用清水一煮就是午飯，連基本的熱水都沒有。糟糕的宿舍環境里，只有36伏低壓電，也沒辦法燒水。在這個乍暖還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

　　“工人干了活，卻拿不到工錢。老板用自制的飯票代替工資發給工人，工人拿著老板發給的飯票，去老板娘開的食堂買飯，去老板娘開的小賣部里買煙、買酒。而這些商品的價格，往往高出市面價格一倍。”

　　“病危的老潘，能用飯票去工地外的醫院看病嗎？打工出來時，從家里帶了200元錢，買火車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時，身上只剩下一塊五毛錢。”

　　“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們家那個慘淡的春節。”

　　李大君是在河北農村長大的，小時候，父親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臘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見工錢不好要，開始陸陸續續返鄉。那時欠薪已經出現，但討薪還不知找哪個部門。“老板愣說自己沒錢，拿不到工錢的工人，在最后離開工地時，把能順走的東西都順走，以此做補償并化解內心的憤恨。”

　　但父親遲遲不歸。

　　“聽回來的人講，我爸打工的工地上的人幾乎走光了，就剩我爸一個人。工棚沒有暖氣，食堂也停火了，老板連個零花錢都不給。他們說我爸即便凍不死，也得餓死。”

　　“奶奶和媽媽每天都很焦慮。”因為沒電話，連個通信地址都沒有，她們只能干著急。“那時，我開始非常想我爸，或者說，我第一次開始想念他。”

　　一向被村里人認為憨傻、實在、不善言辭的父親，在13歲的李大君眼里，卻是一個嚴厲的人。“眼睛一瞪很嚇人，而且愛喝酒，酒后脾氣暴躁。所以，我一直跟他很疏遠。”

　　“但是，這一次，我卻非常非常想他。”

　　快期末考試了，每天放學回家吃過晚飯，小伙伴們就開始拿著蠟燭，打著手電筒或是提個燈籠，到村小學補習功課。“我總是踏實不下來，腦子很容易溜號，開始想他在北京怎么熬過寒冬……”

　　終于，臘月廿八夜里，父親一身寒氣地回家了。

　　除了一件油黑發亮的棉大衣和一床油黑發亮的被子，父親給他帶來一件過年穿的新衣服——小得如同緊身衣一樣的淺綠色人造革夾克。離家已經一年了，他不知道兒子已經長大了很多。除此之外，他身無分文。

　　“后來聽奶奶講，等到最后，老板只給了我爸一點過年費。買了回家的車票，只剩50多塊錢。臨上火車，他在北京站旁邊的服裝店，用這些錢給我買了這件衣服。”

　　多年過去了，李大君說自己很遺憾，從未跟父親好好地聊過，問問他當年在北京打工時吃得咋樣，住得咋樣，老板是什么樣的人，干活累不累，都遇過啥事。“我只知道他是砌磚的，活很重，所以落下腰椎病。厲害的時候人都起不來，動了一次大手術，現在基本不能干活了。”

　　“干活拿錢，天經地義！但作為最底層的建筑農民工，連這最底線的尊嚴都沒有。”李大君的聲音急促起來。

　　很快，他的語氣就緩和了，“嘿嘿”地笑道：“咱不是憤青，發現了社會問題，不會光罵娘。我是積極的建設者，批評它是為了改進它，做我能做、可以做的事。”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蹤和調研過百余起建筑農民工討薪、工傷索賠等案子。夜宿過工地，露宿過街頭，去過工傷農民工的老家，為了見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過被相關職能部門踢來踢去“當皮球”的經歷，還遭遇過涉事工地的雇黑報復。但更多的時候，他說自己更像是一個傾聽者、陪伴者。

　　“不知會用多少時間，我想為像我父親一樣的人，做點事情。”他說。

　　二

　　頭一回見老何，李大君跟他只聊了幾句，“咦——，我就感覺，他跟其他工人不太一樣。工地的總包、分包啊這些勞務關系，別人都稀里糊涂的，但他門兒清。”因為急著趕末班車，那天只聊了十來分鐘。又接觸了兩回，李大君決定對老何做一次深度訪談。

　　連著訪談了三個晚上，就在路燈底下。老何晚上8點下班，談到夜里12點回去，早上五六點又去干活。當時他46歲，正值壯年。老何上過高中，有一定的表達能力。他把自己這半輩子，從頭到尾講了一遍。老何不到20歲就開始外出打工，哪里有活兒就去哪里。

　　有一年，他在廣東惠陽一個建筑工地找了個活，是干風鉆的。“工資好高啊，是我在長春做建筑時工資的4倍。”鉆機開動后，四周灰塵彌漫，旁邊人的面目都看不大清。“一天下來，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都是灰塵。”第一天干完后，老何就給自己弄了個口罩戴上，但一塊干活的風鉆工，沒有一個人戴。

　　“他們還笑話我戴個口罩，一個鄉下人跑城里裝文明來了。但我總覺得還是戴著心里踏實一些。”誰也沒料到，十多年后，老何身邊這些身強力壯的工友，很多人患了一種高死亡率的職業病——塵肺病。

　　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艱苦，常年風吹日曬，人看上去皮糙肉厚的。可一旦深入交流后，李大君感覺他們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也有很細膩的情感。“在他們粗糙的外表下，藏著一顆柔軟的心。”常年離家在外的老何，一談起親人，整個人都變了。他綿柔似水地說起第一次跟兒子分開再見時的情景，聽得李大君眼淚都快出來了。

　　老何的家，在四川閬中大山深處一個叫何家灣的小山村里。兒子一歲多，兩口子就下狠心：斷奶、出門打工。

　　再回鄉時，已是兩年后。

　　“窮怕了，就為了多掙點錢，狠心連續在外打了兩年工才回。”老何說。那年臘月初，夫妻倆就從北京動身。“走前，孩子問啥時候到擋墻埡合兒(下車地名)，他們好在那兒接我倆。從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轉三四次車。到了擋墻埡合兒，還得走很遠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沒告訴他確切的時間，只說到了地方再打電話。”

　　下車時，是下午3點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過一道山梁時，老何才給家里打電話。“我們登上山梁，就看見一個背著背簍的小孩朝我倆跑過來，我父親在他后面遠遠地跟著，大聲招呼那小孩：慢點兒跑，別摔倒了。”

　　老何媳婦見狀，扔掉行李朝小孩飛奔過去。等老何撿起行李時，她已經抱住了那個背著背簍的小孩。“我父親見他們抱作一團，也停下了腳步。那一會兒，周圍好像都凝固了。”

　　望著眼前的老父親和小兒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嚨像被堵住了。好一陣才挪到他們跟前，問那個不知所措，想掙脫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龍嗎？”

　　孩子仔細把他倆看了又看，才肯定地點點頭。然后，指著老何的父親說：“那個是我爺爺，我婆婆在家里給我爸爸和我媽媽煮飯呢！”當孩子的“我爸爸”、“我媽媽”叫出口時，老何的媳婦已經淚流不止，孩子已認不得自己的父母了。

　　老何兩口子一邊一個，拉著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愿，也很懷疑，不時扭頭看后面跟著的爺爺。老何這才注意到父親老了很多，老眼噙滿淚水。父親抽噎著只說出了一句話“這幾天，車不太好趕”，就開始幫他們拎行李。

　　后來，李大君陸陸續續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萬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筑農民工，都是像老何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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