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孟家鄉美景。田發/攝

　　核心提示

　　“一到過年農村就出新聞”。今年春節，“上海姑娘”點燃了網上輿論的一把火。也許“上海姑娘逃飯”是虛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離的村莊卻是現實存在的。于是，一場有關城鄉差距、鄉土淪陷與希望的爭論沸反盈天。

　　在一些網絡帖子中，鄉土中國的負面被“標題黨”無限擴大。今天，本報刊登一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觀察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幅更加真實、復雜多元的鄉土中國變遷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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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年輕人平時都在外地打工，只有過年的時候才會回家。打工地點分布在全國各地，大家相互間很少見面，也不大聯系，到了過年時節，久別重逢的年輕人，總會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尋個熱鬧。賭博一時風行山村，但今年的春節有了變化：一些年輕人開始遠離賭博。

　　我的家鄉位于湖南省西部，懷化市西北部，夾在雪峰山和武陵山脈之間，全縣地勢以丘陵為主，平原、山地散落其間，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型貧困縣。

　　進入新世紀以來，當地農民普遍形成了一種“青壯年外出務工、老年人在家務農”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收入模式”。我們村有四個自然村，而且田姓占了百分之七十，其他姓氏或多或少都與田姓存在或遠或近的姻親關系；田姓的宗族性，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已經十分淡薄了。

　　賭博風盛行

　　前幾年過年，年輕人聚在一起，總是想尋找點刺激。最刺激的當然是賭博，比如扎金花、推牌九。每個人發三五張牌，按照一定規則比大小。這期間需要用錢下注，下注是一個考驗個人的經驗、觀察能力和膽量的斗智斗勇過程。由于每一局的時間很短，一個晚上的輸贏竟有幾萬乃至十多萬元之多，因此充滿了刺激性和趣味性。村里的年輕人中，會玩的往往對它樂此不疲，而不會玩的人也大都很感興趣，積極圍觀，然后很快就學會了。

　　由于賭博違法，不少年輕人就跑到鄉鎮或縣城的賓館里偷偷賭博。賭博期間，吃喝都在街上解決，賭累了就去卡拉OK廳唱歌，甚至找“小姐”，于是拉動了當地的餐飲、住宿、娛樂乃至色情業的消費。

　　春節期間，各個酒店爆滿，而且酒店越大、越豪華，就越是早早滿客；街上半夜三更還有一群群年輕人吃宵夜，吹口哨，壓馬路。有些酒店平時門可羅雀，靠過年這幾天就賺到了一整年的利潤。還有些人，平時在家游手好閑，吃喝嫖賭不務正業，到了過年就拉著不知深淺的年輕人賭博，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把他們口袋里的錢一點點地轉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好維持下一年的游手好閑和不務正業。而那些不知道深淺的年輕人，抹不開鄉里鄉親的面子，被拉進了這個水很深的賭場里，輸了錢卻還天真地以為是自己的運氣不好。

　　毫無疑問，這些錢大都是年輕人或者他們全家在外打工掙來的，一夜之間很有可能輸得精光。正所謂“辛辛苦苦一整年，痛痛快快兩三天”。痛快了兩三天之后，便又不得不出去辛苦一整年。更有些頭腦發熱、被人慫恿下不了臺的，甚至還借了高利貸。而且，躲在賓館打牌輸了錢，家里人終究是會知道的。父母、妻子、兒女就有可能會說幾句。年輕人在外賭博輸了錢，回到家里又要受氣，心里不爽就很有可能會吼父母、打老婆和罵兒女。這樣一來，父母、兒女鬧分家，夫妻鬧離婚。于是，一個個好端端的家，就這樣被拆散了。

　　每每聽到這樣的家庭悲劇，都讓人覺得惋惜，但這些悲劇并沒有能教育人們，甚至這樣的消息反而還比不上“某某一晚輸了十三萬”“某某賭錢借高利貸跑路了”等故事更讓人覺得驚心動魄。正所謂“鐵打的賭場，流水的賭徒”。人們普遍認為，錢輸光了是運氣不好，這樣的悲劇肯定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大家繼續在賭博中尋找刺激，在爭吵中繼續賭博，等到過完年，才猛然發現自己的口袋已經空空如也，然后便不得不背起行囊，奔赴外省，繼續下一年的打工生活。

　　初涉聚會：江湖規矩還是村莊傳統？

　　正是因為知道過年時村里年輕人的慣常活動，對于他們的偶爾邀請，我基本都是回絕的。

　　但我還是參加了去年的年輕人聚會。有兩件事讓我覺得應該參加。

　　一是祖屋重修。我們村是一個有近千年歷史的老村，田姓的祖先最開始就是在這里落地，于是那間房子也就成了全村人的祖屋。可惜，祖屋年久失修，已經坍塌了很久，正所謂“沒有祖屋就沒有現在每家每戶自己的屋”，重修祖屋，茲事甚大，商議此事，必須參加。

　　二是新造龍船。2014年夏秋之際的一場大水，沖走了村里的兩艘龍船。在我家鄉，端午節比過年還要熱鬧和隆重，每個村都有自己的龍船，龍舟比賽關系到全村人的聲譽。對于我們這個老村和大村來說，龍船更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傳說一次端午節災難，我們村一船人全部溺水而死，從此在這個盛大的節日里，我們村的年輕人們都要穿上黑色的衣裳，舉行復雜的祭祀儀式，然后才能參加比賽，村里的龍船也從此被稱為“烏龍船”。龍船沒了，全村人都像丟了魂一樣。村里的年輕人過年回來，打算商量建造新龍船的事。

　　但是去年參加聚會的情形讓人失望。最關鍵的是缺少得力組織，挑頭的組織人員沒有經驗和計劃性。吃過年夜飯之后，年輕人倒是來了不少，但是卻發現沒有合適的一個去處。于是幾個人匆匆商量了一下，就把大家拉到了鎮上的一個KTV里唱歌喝酒。嘈雜的歌聲、炫目的燈光和濃濃的酒氣讓大家忘記了聚會的目的，濃厚的江湖氣息取代了村內公共事務討論。

　　快到新年鐘聲響起時，大家才恍然想起此次聚會的目的。新年鐘聲敲響，大家點了湊錢買了禮炮。仰望沖上天的禮花，大家相互祝福，許諾明年再見等等。首次年輕人自發組織的新年聚會，就這樣草草結束。

　　新年再聚：篝火邊的談話

　　今年過年，我還沒到家，就有人跟我說要搞新年聚會，據說是要在村部的禮堂搞篝火晚會。

　　想起去年的凌亂場景，我心生涼意，積極性和期待都不高。吃完年夜飯，有人邀我一起去禮堂聚會。想想反正就在村里，去去也無妨，于是就跟著去了；并且暗下決心，要是還去鎮上唱歌喝酒，我就堅決回家。

　　很遺憾，今年的組織還是不得力，來了不少年輕人，卻不知道要干什么。搞篝火晚會，連必要的柴火都沒有，怎么搞？有些年輕人來禮堂看了看，見沒有什么動靜，就又回去繼續打牌去了。

　　等到晚上8點多，終于有人運來了一車木材。這時在哪里燒火又成了問題。村部禮堂是水泥地面，燒火不方便，于是我們留下的三十幾人又轉移到隔壁村小學的操場上。

　　整理好柴堆，從摩托車上引一些汽油，大家便在操場上生起了火。

　　年輕人是最愛熱鬧的。圍著篝火，那些性格外向的年輕人相互調侃或拿那些內向的年輕人開涮，“對手”的機智回應或不能接招，都能引來大家的歡快笑聲。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聊聊家常，問問近況，敘敘舊情，時不時一起舉瓶共飲、相互祝福。

　　其間，組織者提議選幾個人出來給大家講幾句，于是篝火晚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環節。

　　發言中最讓人動容的是一位老大哥，他其實已經快50歲了，不算是年輕人了。但他是位很熱心的哥哥，聽說年輕人要搞聚會，十分支持，便忍不住跑過來跟我們說上幾句。

　　他說，他年輕時，還不流行去外面打工，大家都在家里，所以村里總是很熱鬧，大家相互也很熟悉。“到了你們這一代，大家都在外面打工了，分散在全國各地，平時沒什么往來，甚至都不認識。過年大家都回來，趁此機會認識一下是很好的，所以聚會很有必要。往年也有聚會，但都是到街上喝酒賭博唱歌，盡是些歪風邪氣，不僅浪費錢，而且還禍害人。這一次大家在操場上搞篝火晚會，一堆柴、幾箱酒、幾包瓜子花生就足夠了，既省錢、又健康，是個很好的模式。這個模式要堅持搞下去，要爭取把村里年輕人一到過年就賭博的不良風氣改過來。”

　　“你們要向村里的婦女們學習，往年過年她們都在打麻將，但這幾年她們堅持跳廣場舞，現在已經成隊伍、成習慣了，晚會的組織者一定要有公心，不要想著自己當了‘官’可以指使別人，而是要自己帶頭親力親為，也不要想著從里面弄到點好處，要能不怕吃虧；只有這樣，別人才會服你，事情才能辦得好。以后聚會爭取讓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各自發揮特長，辦成真正的文藝晚會。”

　　老大哥的話雖然質樸，卻很打動人心，引起了共鳴。賭博之害，其實誰都知道，有些人雖然深受其害，但到目前都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賭博之風盛行與農村的公共文化衰敗形成了鮮明對比。與以往過年忙忙碌碌的情形不一樣，現在過年所需的一應事物基本都可以在市場上買到，農民們過年期間有大把的閑暇時間。農民閑下來了，都不知道如何打發這些閑暇時間，農村的公共文化活動沒有因為閑暇增多而豐富起來，反而越來越凋敝，大家真是“閑得蛋疼”。于是，農村的公共空間便很快就被賭博之類的不良活動牢牢占據。實際上，很多人內心里并不想賭博，但鄉里鄉親的，抹不開面子，別人來叫你、你不參加，那就是清高、就是不給別人面子。于是，只能“啞巴吃黃連、舍命陪君子”。

　　賭博風氣在村莊形成強大的磁場，把很多年輕人都吸附在它的周圍，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不能逃離。大家一年又一年地重復同樣的悲劇而難以自我拯救。

　　但最終還是要從自己做起，要從村里的那些覺悟了的年輕人開始做起，要圍繞著新年聚會一點點地做起。

　　發言后，村里這三十幾個年輕人逐漸達成了以下四點意見：

　　一是每年舉辦新年篝火晚會要形成慣例，長期堅持，杜絕賭博和奢靡浪費行為，改變村莊社會風氣；二是要成立正式的新年聚會籌備機構，指定專人分片負責通知宣傳，并提前做好相關準備；三是要積極關心村莊公共事務，比如端午節龍船比賽、修路架橋、祖屋建設、祠堂重建等，尤其是要關心村里發生重大變故的人，扶弱濟貧，與他們共渡難關；四是要想辦法促進村里發展，規劃村莊公共資源的開發和建設，在家門口創業，讓大家共同富裕。比如，有人提出要爭取把村里已經承包出去的水庫收回來，由年輕人集資一起搞開發。

　　大家熱烈討論，對前面三點沒有意見，但是在第四條上存在很大爭議。收回水庫不會有什么困難，但是，收回水庫之后怎么辦？怎么集資和投資，怎么尋找市場或客源等問題，都充滿了不確定性。首先，集資都很困難。村里的年輕人現在壓力大，沒有結婚的人要準備結婚、買房子、買車；剛剛結了婚的人就要開始準備小孩子的讀書錢了；而那些小孩大一點的人，他們的父母已經進入需要照顧的老年階段。哪里還有多少錢可以用來集資搞開發呢？其次，建成后的市場也有很大的問題。我們村既不靠近大城市，也沒有什么風景名勝、名人古跡，單單靠開發一個水庫，搞點農家樂，真的能夠吸引到大量客源嗎？本地人誰沒見過這里的山山水水，根本不會來消費，而外地人又有多少會來呢？年輕人最不喜歡被反駁，最不愿意聽泄氣的話。但這一條討論來討論去，最終讓大家都很無奈：難道我們這些年輕人唯一出路仍舊是外出打工干苦力嗎？但現實是殘酷的，村里能夠建起樓房、娶上媳婦的人，大都是靠全家人在外面打工掙的錢；很少聽說有人在家干正經事能夠直接發財。目前來看，打工是農民完成家庭再生產的最可靠的出路，而讀書則是改變個人命運成本最低的渠道。

　　有了上面這些議題，整個晚會就顯得很充實，感覺時間過得很快，沒有感到空虛和無聊。

　　其間，雖然也有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和議題，說出來的時候令大家很激動，分析了之后又讓大家很喪氣，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哪個年輕人的心里沒有過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和沖動呢？更何況，對于這些涉世未深的農村年輕人來說，社會不應該過多地苛責他們，而是要相信他們，在實踐乃至在錯誤中逐漸地成長起來、成熟起來。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形式把年輕人組織起來過年聚會，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象征意義。當曾經處于邊緣地位的賭博逐漸走到村莊公共舞臺的時候，曾經是主流的村莊公共生活卻被步步逼到了邊緣；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處于邊緣的健康力量開始覺醒并起來抗爭，自發地挑戰那些強勢的不正之風。(田孟作者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湖南省懷化市麻陽苗族自治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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