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全球治理青年學人】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尹繼武

　　自2012年以來，在黨的十八大報告為中國外交布局的基礎上，2013年10月中國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召開，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召開等，中國外交理念和實踐進入了轉型時期。2015年是特色大國外交全面推進的一年，中國的國際影響全面提升，“在全球政治、經濟、安全等各個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廣泛和深遠影響的中國倡議、中國方案。”在此新的背景下，中國外交理念進入了從實力到追求影響力的轉型進程。新時期，中國外交進一步以追求國際影響力為目標，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長，在引領國際規范創新和塑造國際規則權力方面，中國外交越來越走向一種有道義的特色大國外交。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總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中國外交的實力追求階段。在此階段，國家的經濟建設成為中心任務，中國外交服務于為經濟建設塑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中國外交的目標是追求實力和維護利益，融入國際社會，接受國際規范和規則的約束，中國的“入世”成為標志性事件。第二階段是追求影響力階段。在中國政治經濟迅速發展以及中國外交進步的情況下，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崛起改變了國際權力結構對比，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日益增大，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外交的影響力訴求越來越成為新時期外交的重要任務。新時期，引領國際規范創新和塑造規則權力成為中國外交追求影響力最為重要的兩個特征。

　　其一，中國外交引領國際規范創新。中國外交具有豐富的國際規范倡議和創新的基礎，比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安全觀規范等。中國外交的國際規范倡議具有系列的特性，就規范類型來說，原則性規范的倡議較多，具體的操作性規范則較少，制度性規范的建設剛剛起步；就規范倡議的平臺來說，依據發展中國家等集體平臺力量較多，而自身對于新規范的倡議較少；就具體規范領域來看，國家間關系的基本規范倡議較多，而國際公共領域的規范倡議較少。最后，中國逐漸開始重視和利用自身創設的多邊國際組織或平臺進行規范引領，比如金磚國家、亞投行和亞信峰會等。總而言之，與傳統看法不同的是，中國外交具有豐富和悠久的國際規范創新傳統。最為典型的是在國際關系的基本理念方面，中國的和平共處規范倡議和擴散獲得了很大成功，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以及1970年聯合國大會均認可和接納了和平共處規范。

　　其二，中國外交塑造國際規則權力。國際規則和制度的競爭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征。中國對于國際制度和規則融入和參與更多，塑造和改造的能力和經驗較少。在全球治理領域，中國自身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國際規則權力塑造奠定了良好基礎，同時中國也日益重視通過創設國際制度和組織對既有的規則和制度進行內外改革和倒逼；在國際安全領域，中國在相關地區和全球性議題上也突破既有的理念限制，實施了“創造性介入”等相關規則和平臺的塑造。總體來說，中國在塑造國際規則權力方面的特點為，依靠集體力量和國家平臺較多，而國際組織設計和非國家行為體的運用較少，但隨著中國自創國際組織的起步，未來中國的國際規則權力塑造能力將進一步增大。

　　從實力到影響力的外交理念轉型，其重要的基礎就是對于道義的重新重視，這一特征體現于中國倡導新型義利觀、命運共同體理念之中。中國外交的道義基礎，可以細分為三種基本類型。一是基于意識形態的道義，即道義的理念和原則是建立于意識形態的價值一致基礎之上；二是基于利益的道義，即道義的理念和原則是基于國家間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及其互惠；三是基于文化的道義，即道義的理念和原則是基于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傳統和優秀外交傳統。道義基礎是中國外交影響力追求理念的核心特征。

　　隨著中國外交向全球外交和大國外交的邁進，中國外交的目標不僅僅再局限于為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環境的目的，更在于追求道義、塑造影響、提供規范和制定規則，而這一切的力量源泉來自于中國外交的道義傳統和基礎。未來獲取更多的國際支持與道義力量，是中國外交服務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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