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與全球貿易的話題站在了亞洲博鰲論壇2016年年會的聚光燈下，3月23日舉行的分論壇“貨幣貶值：為何不再是‘出口利器’”備受關注。參加博鰲論壇的多位嘉賓認為，目前全球范圍內正在掀起新一輪貨幣寬松潮，未來有可能會有更多央行加入寬松陣營。這種局面無疑會影響全球貿易生態，為世界貿易增添不少變數，也給我國外貿發展帶來不小的挑戰，考驗我出口的“非價格競爭力”。在此情況下，專家認為，我國提振出口的關鍵在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外貿升級。

　　寬松 “放水”是否必然提振出口

　　近期，新一輪寬松潮又在全球范圍內掀起：瑞士、新加坡、俄羅斯等十多個國家的央行在年初都實施了降息等寬松政策，印度、埃及、秘魯、土耳其等國央行也先后不同幅度下調利率，歐洲央行全面下調利率啟動全面量化寬松，日本央行宣布實施“負利率”之后，最新貨幣政策會議決定維持目前寬松貨幣政策不變。

　　有分析認為，盡管美國退出量化寬松，邁上貨幣政策正常化軌道，但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不明、貿易增長低迷、各國通縮風險日益升溫的背景下，未來很有可能會有更多央行加入貨幣寬松的陣營。

　　多位專家認為，多國央行競相“放水”無疑會影響全球貿易生態。

　　標準普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匯率的變動受到資本流動、貿易等因素的影響，而貨幣政策只是影響一個國家匯率水平的諸多因素之一。他指出，在其它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發生變化，開始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就很可能導致該國貨幣貶值，這將會使得該國的出口更便宜、進口更貴，從而有助于該國經濟的再平衡，有利于促進國內生產。但是，出口和進口對短期的乃至中期的匯率變化并不十分敏感，也就是說，短期的匯率波動不會對國際貿易產生顯著的影響。

　　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秘書長張燕生告訴記者，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確實對本國的出口會起到刺激作用。比如日本實行負利率，這和量化寬松是類似的，相當于“放水”，貨幣就是貶值的，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導致中國對日本的出口下降，進口增加。

　　“不過，我們看到，一些匯率貶值的國家出口形勢依然不好，這說明有匯率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張燕生表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也在分論壇上表示，貨幣貶值只是影響一個國家出口產品價格。不同國家的出口產品結構不同，出口價格彈性就不一樣。“日元貶值為什么沒有刺激出口？這是因為日本產品主要不靠價格因素，人們買日本產品是因為它的品質。所以它的價格彈性比較小。但是對那些如果僅僅靠價格來競爭的，比如勞動密集型產品，其實貶值并不是沒有作用。”他表示。

　　世界銀行最新的研究表明，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出口產品中使用國外的原材料、零部件的比重日益上升，匯率的貶值提高了出口產品所使用的進口原材料成本的價格，部分抵消了最終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從而匯率變動對出口的影響顯著降低。

　　考驗 中國“非價格競爭力”面臨挑戰

　　多國量化寬松的政策無疑對我國出口的“非價格競爭力”是一個考驗。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白明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減速壓力很大的背景下，盡管美國已經啟動一次加息但后續貨幣政策走向依然存疑，歐洲和日本的負利率政策導致量化寬松，這給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他表示，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正在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處在關鍵時期，穩外貿的壓力也很大，這些都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

　　在他看來，我國出口的“非價格競爭力”面臨巨大考驗。當前我國貿易體量已經是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又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向外轉移。貨幣貶值對我國出口的刺激效應已經遞減，我們也不會為了刺激出口讓人民幣貶值，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就必須加速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力”。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多國貨幣貶值的形勢下，我國具有國際業務的企業也需要及時做足技術上的準備。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紀凡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公司60%的銷售在海外，匯率的波動對我們企業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在過去幾年，日元、歐元對美元貶值比較大，人民幣去年也有一定調整。我們企業成立了專門的管理部門，也有一套相對完善的管理辦法，也請來一些國外的有經驗的人員，來管理、控制匯率波動風險。”

　　對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外貿升級

　　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我國提振出口的關鍵在于提高“非價格競爭力”，而提高“非價格競爭力”的關鍵又在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最好的辦法是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張燕生表示，我國出口部門的轉型面臨著缺人才、缺品牌、缺售后服務能力和渠道、缺融資、缺經驗和能力等問題。我們需要幫助出口企業轉型升級，轉變發展模式，提高產品的檔次，使我們的外貿進入到轉型升級的良性循環軌道，這是最主要的。當然，這種轉型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必須要給企業降成本，給企業補短板，幫助企業去杠桿。

　　白明指出，根本上要靠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一是夯實產業基礎，尤其是高鐵、核電、通信等高端制造產業；二是結合“一帶一路”倡議，拓展新的空間，三是加快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與更多國家建立自貿區，減少與其他國家互利合作的門檻，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提升開放水平。此外，跨境電商等新業態也能帶來很多機會。

　　在隆國強看來，我國出口結構升級空間巨大。“我們有一些技術密集型產品已經開始形成國際競爭力。大家看到華為迅速崛起，成為移動通訊設備技術密集行業世界上第一大企。資本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力迅速增強的話，人民幣還會繼續走強。這也是中國下一步產業升級的一個方向。”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指出，展望今年，外需復蘇仍然遙遙無期，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如美國、歐盟等經濟增幅或將進一步走低，PMI中出口訂單指數等先導指標也反映外貿形勢依舊嚴峻。鑒于此，外貿穩增長的重點仍將在如何盡快促進需求恢復和優化供給結構上。相對匯率調控的高成本、低效果來說，加強貿易促進、拓展新興市場，推進外貿領域供給側的諸項改革，如改善營商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除過剩產能，鼓勵企業創新等措施亦是提高效率，長短結合促發展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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