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外，他們是普通市民；法庭內，他們則是“不穿法袍的法官”。

陪審員的榮光與尷尬

視覺中國 供圖

漫畫 趙春青

　　原標題：陪審員的榮光與尷尬(圖)

　　法庭上，一場行政訴訟判決正在進行。當聽到審判長念出“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時，敗訴的70多歲老婦人眼神渙散，顫顫巍巍。

　　這一切被坐在審判席上的劉錚敏銳地捕捉到。他側頭低聲跟身邊的審判長說了句“趕緊叫法警。”就在審判長摁鈴的瞬間，老婦人起身欲往門外沖，嘴里喃喃道“我不活了”，被立馬趕到的法警勸回。

　　劉錚是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的一名人民陪審員。2005年以后，經過兩輪的陪審員倍增計劃，2014年底我國法院的陪審員已經達到20.95萬人。2015年他們共參審案件284.6萬件。

　　在今年5月召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動員會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說，實踐證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有效推行，增進了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密切了司法工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促進了司法民主、公開和公正。

　　不過，劉錚他們一直面臨著“陪審員是干嘛的”式的尷尬。如何在擴大民主參與的同時提高陪審質量，成為擺在陪審員面前的一道難題。

　　“不穿法袍的法官”

　　早在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人民陪審員制度有了專門的立法安排。其中明確，人民陪審員除了不能擔任審判長外，在審判案件時與法官具有同等權利。

　　因此，人民陪審員也有著“雙重身份”——法庭外，他們是普通市民；法庭內，他們則是“不穿法袍的法官”。

　　最近的一項改革是2015年4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等10個省市，各選5個法院開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

　　按照試點方案，陪審員改為隨機抽選產生，并且學歷標準從大專降低到高中以上，農村地區和貧困偏遠地區公道正派、德高望重的人不受學歷要求限制，強調要吸收普通群眾，兼顧社會各階層人員的結構比例。

　　這一“降低門檻、擴大規模”的變化在李伊雯看來是件好事。作為北京朝陽區法院金融審判庭的副庭長，李伊雯在不少案件的審判中，都能感受到人民陪審員廣泛參與的重要性。

　　“由于陪審員基本上沒有法律專業背景，他們會更多地從情理的角度出發，參與合議案件。而正是這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能形成對判案思路的有益補充。”李伊雯說。

　　“讓判決更有公信力”

　　那名在行政訴訟中敗訴的70多歲老婦人提出繼承其姐姐的遺產，向法院申請房管部門變更房產登記。因為按照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遺產繼承的確認必須經過一系列嚴格的程序審查，而老人無法舉證自己是唯一合法繼承人。

　　劉錚做了10年人民陪審員，他對這個缺乏證據的案子已有自己的預判。他明白，法律有其嚴格的條條框框，這是不能逾越的。如果房管部門給任何一個人開綠燈，法律不會允許。

　　可是，當一紙宣告敗訴的判決書送達到手時，老婦人怎么也不能接受這個結果。事后，她專門來到法院，指明要找“劉陪審員”再“反映反映情況”。

　　在感到被信賴的同時，劉錚心里也有點難受，“這個案子其實判得很清楚，但當事人還是有一種不信任感，甚至與法官產生抵觸情緒。”這時，劉錚會繞開法言法語，耐心地對當事人進行調解。

　　能不能調解，怎樣調解？在做了16年人民陪審員后，馮亞力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當事人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馮亞力都能敏銳地捕捉其中傳遞的信息并作出判斷。“有的繃著臉，堅決不能調；有的就為爭口氣，那語氣一聽就明白，這時調解一般都能成。”

　　周強在2013年10月的報告里就提到了人民陪審員幫助調解息訴的作用。“各地法院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社會閱歷豐富、了解鄉規民約、熟知社情民意的獨特作用，積極促使當事人訴訟和解、服判息訴及自愿履行”。

　　李伊雯發現，當開庭前她向當事人介紹“這是人民陪審員”時，會有當事人“眼前一亮”，有的甚至會在庭下認真抄下陪審員的名字。

　　在李伊雯看來，由于陪審員來自各行各業，當事人會認為他們是自己的代表，從而在心里產生更強的信任感。這種信任感很明顯地反映在庭審中。比如，一些當事人會將已對李伊雯陳述過的事實，對人民陪審員再陳述一遍，甚至陳述得更為詳細。

　　李伊雯坦言：“有了陪審員之后確實能讓判決更有公信力。”

　　“供不應求”下的尷尬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曾做過實證分析，對象是中國法院網上“網絡直播”欄目下的“現在開庭”子欄目里所登載的2010年審理的292起刑事案件。

　　結果他發現，在有陪審員參與審判的177起案件中，98.31%的陪審員在法庭上沒有提問；69.49%的陪審員在庭審過程中沒有與審判長進行過交流。另外，據有些陪審員講述，由于法庭一般不會當庭宣判，所以，他們甚至不知道案件的裁判結果。

　　深圳律師張愛東記得自己在深圳某區法院開一個刑事庭的“極端”經歷。“開庭前，兩名女性坐在了陪審員的位置。我問兩個人是來開哪個案子的庭，她們則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這樣極端的例子李伊雯雖沒遇到過，但她承認有的陪審員的確“坐在那里不說話”，問他們的意見時，得到的回復大都是“同意你們的意見”。

　　“不敢說，不敢問，怕露怯，也怕添亂。”馮亞力如是回答。盡管現在已是資深的陪審員，但這種“害怕”的狀態，她一開始也持續了一年多。

　　“陪而不審、審而不議”的背后，直指當前法院“案多人少”的現狀，這直接導致法官與陪審員之間沒有更多時間交流和溝通。

　　李伊雯用一組數據說明了自己的工作狀態——2015年她結案666件，平均每天結二三個案件；一個案件平均要開2~3次庭，復雜的7~8次，一個庭結束后緊跟著下一個……

　　在這種工作節奏下，法官與陪審員之間有多少時間交流，也就不難理解了。

　　案子太多，陪審員又太少。一天內一個陪審員可能同時需要陪審幾個庭，其中一個庭合議完后就有下一個庭的書記員來接人，甚至出現幾個庭“搶”一個陪審員的狀況。有的陪審員還并不活躍，一年不過參加幾起陪審，而有的陪審員一年參加上百起，成為“編外法官”。

　　但李伊雯還是希望給那些“不活躍”、“怯生生”的陪審員以信心，“我們其實很愿意聽到陪審員多發言，他們會提醒我在法理情中尋求更好的平衡。”

　　“沒學過法律不要緊，懂民意就行。”有16年陪審員經驗的馮亞力這樣說。(中工網記者 盧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