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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過度重視理性而以情商為代價的傳統寄宿學校教育看來是糟糕領袖的配方，他們“身體發育完好，頭腦發育尚可，心靈發育不足”。

　　參考消息網7月21日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7月6日發表題為《寄宿學校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的文章，作者為尼爾·達夫爾，編譯如下：

　　你可能覺得，除了亂糟糟的發型、大嘴和浮夸的做派，出身名門的英國知識分子鮑里斯·約翰遜和出生在紐約外區的前賭場大亨唐納德·特朗普沒什么共同點。但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有一個相似之處，有助于解釋他們的個性和政見為什么同樣跑偏——他們都上過私立寄宿學校。

　　寄宿學校是英國文化的殘余，美國和英國是全世界極少數還在鼓勵這種教育方式的國家。精英寄宿制是這些國家教育體制的無縫組成部分，是當權階層和有志成為當權階層的人的首選，如果后者付得起每年數萬美元或英鎊的學費。但是，歐洲其他國家卻把寄宿學校看作帝國懷舊的殘余，是培養紳士的地方，就像E.M。福斯特說的，他們“身體發育完好，頭腦發育尚可，心靈發育不足”。

　　這有道理。近30年來，我研究了制度化寄宿生活對英國精英階層兒童造成的心理傷害。這些孩子經常面臨的不是父母的關愛，而是欺凌和恐懼。當代兒童發展理論沒有一條支持通過住宿機構教育幼童，但是，這套體制得到習慣和特權的保護，其明顯缺陷幾乎永遠被忽視。直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心理學教授才開始向世人展示，“住宿學校幸存者”如何感到正常生活意外的艱難。

　　這一背景給幾周以來英國的政治動蕩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脫歐證明英國小說大師約翰·勒卡雷反復提出的一個觀點：背叛只能發生在朋友和我們愛的人身上。英國的精英背叛了彼此，背叛了他們國家的信任，因為他們自己感覺遭到背叛。這是兒童時期——尤其是寄宿生活時代受到傷害的終生反應。

　　以約翰遜為例。他在整個公投運動中背叛了他在伊頓和牛津的好友卡梅倫。但是，投票結果算出后不久，他同樣也被脫歐的競選伙伴邁克爾·戈夫捅了刀子。體察不到他在公投之后的震驚表情，就無法完全理解他在公投以前的種種行為。他顯然沒料到能贏得公投，也沒料到圍聚在他家門口的群眾對他的敵意。他也不知道怎么應付這兩種局面。恰恰是這種無助解釋了他采取行動時的不負責任。

　　約翰遜11歲就被送去寄宿，特朗普13歲入住紐約軍事學院，但這種經歷同樣對他影響極深。2015年，有人質疑他當年在紐約軍事學院是個惡霸時，他吹噓說，寄宿教育給他“軍事上的訓練比很多參軍的人都多”。在這類學校，野蠻的欺侮和過度的競爭是家常便飯，學校的整套體系都是父權社會設計的，只要兒童或青少年被送去住宿，欺凌和性虐待就不可避免。這或許是一個線索，可以解釋特朗普為什么采取如此挑釁性的政策，從實施酷刑到大規模驅逐出境。

　　但是，如果只關注戲劇性的東西，我們可能忽略特權階層在寄宿學校被拋棄這個更普遍的潛在問題。有必要思考一下少年唐納德和鮑里斯們面對的根本的心理創傷。

　　寄宿學校的孩子過早與家庭和親人分開，缺少愛和觸摸，被迫迅速地把自己改造為自立的小大人。想想看，特朗普堅稱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商業天才；奈杰爾·法拉奇是股票經紀人的兒子，卻慷慨激昂地自我重塑為人民的代表和當權派的反對者。在作息嚴格、一切按規矩來的機構，兒童必須隨時保持警惕，避免麻煩。關鍵在于，他們絕對不能表現出不開心、孩子氣或者缺心眼兒(也就是不能顯示出任何弱點)，否則同齡人就會欺負他們。所以，他們和所有這些特質劃清界限，把它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形成怕被人發現的兩面派的個性——所以寄宿學校的畢業生是最好的間諜苗子。

　　鑒于校園生活里沒有同情和情商的位置，生存、自我重塑和背叛成為第二天性，權利成為損失的補償。自信的虛假外表(戰略生存個性)在畢業后很久仍然延續下來，掩蓋了焦慮的內在。這種性格不允許出錯，而且需要他人背起他們擺脫掉的種種弱點。或許就是出于這個原因，這些孩子日后崛起政壇很容易把外國人和移民當成攻擊的靶子。

　　我的書《受傷的領袖》研究了英國精英主義的心理學史。我在書中把精英寄宿教育稱作培養欺騙、優越感和厭女癥的訓練場。我提出，形成“戰略生存個性”不僅給日后的家庭生活打下糟糕的伏筆，而且對擔任領袖也非常不利。從未體驗過真正歸屬感的人會發現參與歐盟那樣的公共政治不可想象。與脆弱劃清界限的前寄宿生怎么能夠理解社會上的弱者？前寄宿生的團體精神彌補了家庭生活的缺失，卻使他們對外國人和自由派持懷疑態度。恐嚇威逼成了成年生活的家常便飯：想想下院那樣的機構，議員們經常無情地彼此攻擊，工黨領袖杰里米·科爾賓就是最新的例子。

　　這一切都得到神經科學最新研究的證實。卡羅來納大學查珀爾希爾分校精神病學系研究教授斯蒂芬·波格斯發現，在巨大的壓力下，人們可能徹底關閉與情感體驗和社交表達相關的神經系統以保存能量，就像老鼠裝死一樣。這時候，面部肌肉缺血，我們無法解讀表情或通過面部表情來溝通。

　　波格斯提出，這種狀態對于童年創傷或寄宿學校幸存者來說是積習成癖。他們失去正確判斷危險的能力，而世界永遠被描述成充滿敵意。這可以解釋寄宿生及其家長最常見的臨床問題：沒有能力區分某種方式是親密的、友好的還是敵意的，于是最后一種判斷。而在波格斯的上述洞見以前，我們已經有安東尼奧·達馬西奧教授在腦部數據方面的研究結果：人類需要運用感情才能做出恰當的判斷。過度重視理性而以情商為代價的傳統寄宿學校教育看來是糟糕領袖的配方。

　　對于適應力的新研究揭示了更多的情況。精英寄宿學校聲稱，除了思想獨立，適應性也是他們培養的一大能力。但是，公司心理學家奧莉婭·哈利利最近聯系到我，向我講述了她對高管“獵頭”招聘多年資料的分析結果。她使用了瑞典開發的空軍飛行員壓力管理評價方法后發現，童年經歷過離別刺激的人日后面對壓力往往容易缺乏情商。這使他們對壓力更為敏感，適應性差，無法做出準確判斷。(編譯/趙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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