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2日，廣州，曹再發爬上獵德大橋橋索約10層樓高的位置，揚言跳橋。圖/視覺中國

　　9月13日，曹再發占用一片國有土地建起的房屋被拆除，留下一片廢墟。

　　9月13日，被曹再發駕車撞傷致死的顏雄文（二排最右）全家福。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劉子珩

　　核心提示

　　9月13日下午，湖南汝城縣農民曹再發駕駛一輛SUV轎車，涉嫌多次沖撞他人，造成3死5傷的慘劇。

　　在其涉嫌撞人前，他未經許可在被征收已變為國有的土地上占地建房，被執法機關拆除。

　　他自己的房屋于2012年被強拆后，他威脅當地官員，要在廣州的幼兒園和中山大學制造血案；另一次他爬上廣州獵德大橋。兩次事件后，當地政府妥協，賠償他高于他人數倍的180萬元補償款。

　　而此后，他仍多次非法上訪，討要宅基地。為此，曹被拘留多次，其中一次還被判刑入獄。

　　曹再發與當地政府相互博弈。曹再發不斷上訪并制造事端，當地政府則一味退讓。最后一次，曹再發未達到目的，選擇開車上街撞向了無辜者。

　　中秋節前一天，涉嫌故意駕車撞人，致3死5傷，湖南汝城縣農民曹再發再次走進輿論漩渦。

　　距離上次他引起廣泛關注，已過去3年。

　　2013年3月12日，曹再發不滿拆遷賠償，爬上廣州獵德大橋，造成14小時交通癱瘓。

　　再早一個多月，曹再發揚言要在廣州的幼兒園和中山大學制造血案，引起全城恐慌。

　　據新京報記者了解，此次曹再發駕車撞人，因其未經批準自建房被拆。而且，曹再發2013年簽訂拆遷協議后承諾，拿到總價180萬的賠償后，“不再提其他要求”。

　　汝城縣多位官員表示，曹再發不斷上訪使當地政府疲于應對，在維穩的壓力下，穩住曹再發是當地政府層層傳遞的選擇。

　　六七年來，當地政府與曹再發博弈。但最終無論曹的訴求合不合理，為了阻止其不再去北京上訪，當地政府多會妥協并滿足曹再發的要求。

　　但最后這次，當地政府不再妥協，曹選擇開車上街。

　　拆遷“釘子戶”

　　2012年10月底，江頭村涉及征地的29戶已有28戶簽訂協議并已拆遷，曹再發家成了唯一的“釘子戶”

　　曹再發遭遇第一次拆遷是在2009年。

　　當年，汝城縣計劃修建長湖大道，作為岳汝高速公路的汝城連接線。曹再發的房子被劃入征地范圍。

　　汝城縣宣傳部介紹，曹再發的房屋為兩層半的磚混結構，在盧陽鎮江頭村曹家二組，建筑面積418.86平方米。

　　這棟房屋依靠曹再發在廣州多年打工的積蓄修建，2006年建成，耗時近1年。2009年，當地政府第一次對房屋評估，給的賠償價是16.1萬元。

　　這個價錢曹再發一家都不能接受。

　　根據《郴州市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辦法》（郴政發〔2009〕5號文），對農村磚混結構房屋賠償標準為：一等房屋每平方米賠償800元，二等房屋每平方米賠償700元。

　　照此標準，曹的房屋當年應獲賠償在29.3萬元-33.5萬元之間。

　　9月16日，江頭村村主任吳進良承認，第一次評估曹再發的房屋價格確實過低。但他表示，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第一次評估時，曹再發一家并不配合，緊關房門，不讓評估公司進屋，致使無法準確測量。

　　后來吳進良做通曹再發工作，評估公司進入曹家，給出21萬元的評估價。

　　據新京報記者了解，2009年，當地政府征用曹再發等村民的宅基地，沒有征地公告。正式下發公告則是在2010年。2012年因道路拓寬需二次征遷，又第二次下發公告。

　　按照上述郴州拆遷補償辦法規定，征地拆遷之前必須先公告。

　　對此，汝城縣宣傳部表示，2009年對曹再發家評估，屬于預先“打招呼”。

　　而前兩次的評估價格曹再發均不同意。

　　2011年年底，汝城縣政府調整征地拆遷賠償標準（汝政辦發〔2011〕57號文）。按照新標準，曹的房屋評估價從21萬元上浮至31萬元。

　　吳進良介紹，按照當時的拆遷協議，汝城縣政府提供三種方案：一是公寓樓，按照1：3的比例安置，即拆一平方米補三平方米樓房；二是宅基地，按照1：1的比例安置，即拆一平方米補一平方米宅基地；三是征購，按房屋評估價的兩倍賠償。

　　2012年10月底，江頭村涉及征地的29戶已有28戶簽訂協議并已拆遷，曹再發家成了唯一的“釘子戶”。

　　曹再發給出的賠償價是300萬。

　　對于這個價格，他曾向媒體解釋，“汝城縣最高的房價是每平方米1.5萬元，自己只要一半的價錢，每平方米7000元，自己房子的建筑面積是480多平方米，算下來差不多300萬元。”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曹再發所稱每平方米1.5萬元的房價，為汝城縣城區商鋪的價格。截止到目前，當地的商品房價格也未超過每平方米4000元。

　　鬧事后獲賠180萬

　　時任汝城縣委政法委書記鐘玉龍表示，他在廣州那樣鬧，各方壓力也很大

　　曹再發做“釘子戶”沒多久，房屋就被拆除。

　　2012年12月28日，項目施工隊在曹再發家周圍施工時，曹爬到自家三樓樓頂，往下扔磚塊，造成三輛挖掘機不同程度損壞。后經施工單位初步估計，損失59萬元。

　　施工隊找曹再發夫婦理論，協商賠償事宜。但就在曹再發出門后，施工隊將曹再發的房屋拆除。

　　據曹再發后來向媒體透露，他們出門后撥打110，眾人到派出所錄口供。趁他家沒有人之際，房屋被強拆，房內財物沒有取出。

　　汝城縣人防辦黨組書記兼長湖大道工程協調指揮部辦公室主任朱忠宏曾對媒體表示，“具體情況并不清楚，不過可以確定曹再發家房子被拆除不是政府主導的強拆。”

　　汝城縣宣傳部的情況通報則把這次的強拆定性為施工方與曹再發的矛盾糾紛。汝城縣委、縣政府支持曹通過律師訴訟處理。

　　隨后，曹再發開始了維權之路。

　　2013年1月10日晚，曹再發和姐夫陳順立一道，開車去廣州。出發前，他給當地官員發短信，稱要在廣州中山大學和幼兒園制造血案。

　　據汝城縣委宣傳部介紹，當時這條短信被轉交至汝城縣公安局，隨后又被轉到廣州市公安局，廣州市公安局將信息發至教育部門，最后流傳開來。

　　曹再發后來向媒體講述，開車去中山大學的想法早就有，在房子還沒拆除的時候，他就和指揮部的領導說，“你要跟我協商好，依法賠給我。如果你糊里糊涂地用非法手段，我就會把車開到中山大學去。”

　　揚言制造血案事件引起了廣州全城恐慌，曹再發的尋人啟事貼在街頭巷尾。他則躲在地下車庫，不敢輕易露面。2013年1月16日被找到時，他承認是想制造血案，“甚至連刀都買好了。”

　　這次，曹再發因涉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被立案偵查，此后被予以刑事拘留，當年2月21日被取保候審。

　　還有一件少被提及的事，曹再發去廣州之前曾以母親的性命為代價，向當地政府索要賠償。

　　多位汝城縣公務員回憶，2012年4月，曹再發帶著母親來到縣政府辦公樓，讓縣里滿足他的賠償要求，否則，他就讓母親從5樓跳下。在要求不被滿足后，他獨自離去，將母親留在了縣政府。

　　2013年取保候審后不到10天，曹再發再次前往廣州，并于當年3月12日爬上獵德大橋，以跳橋為威脅，要求當地政府滿足其賠償要求，造成14小時的交通擁堵。

　　獵德大橋事件后，曹再發被廣州公安機關拘留十天。但在這次出來的一個月后，他簽下了與開發公司的搬遷補償安置協議，以及與項目部的補償協議。

　　根據拆遷補償協議記錄，曹再發選擇了征購方式的安置辦法，一共獲得630425元補償款。

　　同時，曹再發與項目部達成賠償協議，項目部不再追究曹再發損壞挖掘機的責任，并賠償因拆遷造成曹再發屋內財產損失116.9575萬元。兩份補償款相加是180萬元。

　　2013年時任汝城縣委政法委書記鐘玉龍表示，“按政策他不可能獲得這么多補償。我們縣當時的房價每平方米才1500多元，現在也才兩三千。這個補償要是讓其他老百姓知道了，心里會怎么想？但是，當時他在廣州那樣鬧，各方壓力也很大，希望能把他的問題處理好，別這樣鬧了。”

　　拿到180萬元后，曹再發和妻子朱孝云在兩份協議書上都簽字，并承諾作為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就征地拆遷一事向甲方或任何第三方提出其他要求，不得阻礙工程建設，不得實施任何可能給甲方或當地政府部門帶來負面影響的行為。”

　　專業“上訪戶”

　　“在北京他不肯回，他要錢。”一位長期接訪曹再發的工作人員說，“有一次他上訪用了一萬多，政府就給了七萬多”

　　曹再發在江頭村有著兩極分化的口碑。

　　1970年出生的他因為家境貧寒，小學畢業就輟學在家務農。年輕時聰明勤奮。上世紀80年代，他和一位堂哥學習電器維修技術，從此有了手藝。

　　1995年，曹再發夫婦開始去廣東打工。靠著曹再發的手藝，同時省吃儉用，十年后他們帶著幾十萬存款回到家鄉，蓋起樓房。

　　朱孝云曾對媒體表示，在她眼里，曹再發是個好丈夫，不抽煙、不喝酒、不賭錢。

　　他的兒子則告訴新京報記者，父親雖然經常上訪，但是從不把他牽扯進去，也不會當著他的面談論這些。

　　但另一方面，因為性格原因，曹再發在一些村民那里口碑不佳。

　　性格偏激是很多人對曹的評價，經常因為一點小事發脾氣，并與親兄弟關系不好，他弟弟曾養雞占他屋后土地，曹便蓋起矮墻，劃分界限。

　　2013年，曹再發拿到180萬元后，一家搬到縣城居住，很少回村。但安靜了半年，他又開始上訪。

　　“180萬的協議里寫得清楚，不包括其他賠償，但他還要宅基地。他說：‘我說的話你們也信？’”汝城縣信訪局副局長朱勝瑞告訴新京報記者。

　　據朱勝瑞介紹，曹再次找到政府，提出宅基地的要求。但按照協議，曹再發已放棄宅基地補償方式，汝城縣政府起初采取拒絕態度。

　　宅基地的要求沒有被滿足，曹再發開始用上訪的方式反映訴求。但他沒再去廣州，而是去了北京。

　　曹再發的岳母李毛珠回憶，從2013年開始，曹再發不再工作，他帶著妻子，專心上訪。幾年里，曹再發一家四口人，工作的只有在深圳打工的女兒。

　　上訪占據了曹再發大量的時間，他的兒子還在讀書，因為父母經常離家，有一半的時間，他只能寄宿在外婆家。

　　家人對曹再發的上訪有著復雜情緒。

　　李毛珠曾勸曹再發，不要總是想著上訪，兒子還小，也要顧家。但曹再發的小舅子卻表達了對上訪的支持，“他去北京，肯定是遭受了不公。”

　　曹再發的好友張彬（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曹再發對宅基地有強烈的渴望，“他反復表示，自己只要一塊宅基地，不管哪里都可以。”

　　作為鎮委書記，朱軍剛接觸曹再發就遇到了麻煩。

　　2015年底，他剛到任上，曹再發說想見他，他回復沒空后，曹再發告訴他，“我要去北京”。

　　朱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鼎鼎大名的曹再發”，他早就有所耳聞，去北京沒有別的意思，就意味著上訪。

　　這是曹再發經常使用的一招，也是地方政府的軟肋。多位汝城縣政府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曹再發只需公開揚言要去北京，地方政府就會緊張。

　　據汝城縣有關負責人介紹，信訪工作仍是各級政府的主要考核項目。按照《信訪條例》規定，對信訪工作中的失職、瀆職行為……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并在一定范圍內予以通報。

　　層層考核之下，壓力傳遞到村一級。吳進良作為村主任，有一年扣發了4000元年終獎，他去縣里理論，得到答復，“誰叫這個曹再發是你們江頭村的。”

　　作為鎮委書記，朱軍不得不面對曹再發的問題。

　　據信訪局副局長朱勝瑞介紹，曹再發具有一定反偵察能力，有意誤導政府截訪人員，“他會拿身份證假裝買別的地方的票”。

　　一旦曹再發到了北京，地方政府就要馬上派人去接。“曹再發在北京被發現，先通知湖南省駐京辦，隨后被帶到收容所，市里的人再把他接到賓館，我們再通知鎮政府去接人。”朱勝瑞說。

　　維穩曹再發花費了地方政府大量成本。

　　“在北京他不肯回，他要錢。”一位長期接訪曹再發的工作人員說，“有一次他上訪用了一萬多，政府就給了七萬多。”

　　“等不及”的妥協

　　鐘玉龍表示當地政府的無奈，“像這樣的人，明知道他的目的，到了特殊時期，我們只有一個辦法，不要到北京去鬧事”

　　曹再發在北京上訪時也曾試圖制造大事。

　　2014年3月6日，正值全國“兩會”，曹再發在北京散發寫有“冤”字人民幣。

　　對這件事，朱勝瑞回憶，知道曹再發的這個舉動后，信訪部門反而松了一口氣，“壓力輕松了，北京執法部門會追究他責任。”

　　不出所料，曹再發隨后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

　　隨后，曹再發被釋放后直到2015年初，因為在北京非法上訪，他被拘留多次。

　　曹再發的姐夫陳順立告訴新京報記者，“曹再發曾說過，只要能達到目的，被關起來也沒什么。”

　　此時的曹再發，上訪的真實原因令人捉摸不透。作為與他相識多年的媒體人，廖平（化名）一開始對曹再發抱有同情態度，底層、維權、強拆、上訪，這些標簽吸引著廖平關注。

　　但是深入接觸后，廖平對曹再發表示了懷疑，“不太肯定他上訪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再發對廖平也有選擇性地出示證據，這使得廖平從未見過曹的拆遷補償協議。而對于2013年的補償款，曹再發也言語不詳，總說自己沒有拿到錢。

　　曹再發的上訪也“逐見成效”，當地政府開始對其妥協。

　　鐘玉龍向新京報記者表達了政府的無奈，“像這樣的人，明知道他的目的，到了特殊時期，我們只有一個辦法，不要到北京去鬧事。”

　　鐘玉龍所指的，是2015年九三閱兵期間，曹再發給時任縣委書記打去電話，稱自己就在北京，如果不解決問題，馬上去天安門。

　　縣政府當即討論表示，只要回來，宅基地的問題可以想辦法。

　　汝城信訪局的材料顯示，2015年9月7日，縣委書記率相關部門共14人接訪曹再發。

　　曹再發提出宅基地的訴求，他認為當初的賠償僅僅針對房子，宅基地一直未補償。對此，職能部門答復他，“政策范圍內按程序解決”。

　　盧陽鎮鎮委書記朱軍說，按照當年的拆遷補償協議，曹再發選擇的是征購補償方式，獲得補償款后就不能再要宅基地。“給曹再發批宅基地，本身不合拆遷條例。”

　　但為了讓曹再發不再上訪，當地政府采取了一個迂回策略，以曹再發女兒的名義為其解決一塊宅基地。

　　2015年11月，宅基地選址開始進行中。吳進良告訴新京報記者，江頭村提出方案，由村里出面征地，曹再發出錢，在村里尋找宅基地。

　　江頭村為曹再發先后四次選址，前兩次因為賣地村民不同意，無法達成共識；吳進良表示愿意把自己的一塊土地出讓，但曹再發不同意，“他說我是姓曹的，你們是姓吳的，我過去是充軍”；最后一次是置換曹再發大哥的土地，但曹依然不愿意。

　　曹再發有自己的打算，他看中了母親原來的一塊耕地，但該地早已經被征收。在2009年修編的汝城縣總體規劃中，這塊地在規劃的周塘小學范圍內，該規劃于2011年經郴州市人民政府批準實施。

　　2015年3月，曹再發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續的情況下，占用這塊地并開挖地基，建房148.68平方米。

　　根據汝城縣國土資源局提供的材料顯示，在下達了《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后，曹再發并沒有停止施工。其后，汝城縣城市建設打非治違大隊牽頭開展聯合執法，拆除了曹再發的違建。

　　對于這塊土地，朱軍明確表示，肯定不會批給曹再發，“我們不能因為一些錯誤去導致另一些錯誤，更何況這塊地早晚要被開發，到時就會再面臨一次征地拆遷。”

　　村里的選址沒有成功，今年3月28日，盧陽鎮鎮政府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向縣里遞交《關于解決曹某宅基地問題的請示》。

　　這份請示中說，“為維護社會穩定，鑒于曹再發女兒曹某所在的曹家二組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收，其在曹家二組卻無房屋居住，也沒有土地進行農村個人建房審批，建議縣政府在錦堂村羊角沖或者其他宅基地安置點向縣政府購買宅基地的形式進行農村個人建房審批。”

　　文件獲得縣里同意，曹再發也對該選址表示滿意，但因為其他安置農民不同意在羊角沖安置，這個安置點最終沒有批下來。

　　按照朱軍的說法，其他宅基地的選擇還要重走程序，但顯然曹再發已經等不及了。

　　9月10日，好友張彬去還曹再發錢，曹再發告訴他，自己準備建房了。張彬沒有多問，他知道以曹再發的脾氣，“講兩句不稱心的話，就會情緒失控。”

　　3天后，曹再發制造故意駕車撞人事件，某種程度上，這印證了張彬曾經的判斷，“我以前也想過，但是沒對他說過，他對上訪不放棄，問題又沒有解決，遲早會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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