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師范大學 林松岳/繪

　　11月初，內容為“因名牌球鞋而取消困難生助學金”的文章火了。在一個以大學生為主要受眾的微信公眾號推送后，短短數個小時，文章點擊量突破8萬，留言評論數超過3000條。

　　一時間，和“困難生”“助學金”相關的內容登上話題榜。一位高校教師感慨，“如果學校的困難生認定如此草率的話，學校的資助政策就有問題；如果一個學生不穿名牌就覺得沒有尊嚴的話，這種心態也有問題。”

　　近日，中國高校傳媒聯盟在全國1016位大學生中發起調查，結果顯示，47％的受訪者領取過助學金。今年8月，教育部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負責人曾表示，2015年資助金額突破1500億元，資助學生達到8400多萬人次。在全國普通高校中，資助總額達到了847億元，比上一年增長130億元，增幅達到18％。

　　可正是這項惠及過大多數學生的助學金，卻屢次被推上風口浪尖，成為網民熱議的焦點。

　　困難生認定是有詳細流程的

　　陳曉姍是一所“985工程”高校的本科生輔導員，入職7年來，每年都會參與學生獎助學金的評定。

　　據她介紹，困難生認定會有詳細的流程。9月初，學校把家庭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通知發到各學院，其中包括認定對象、認定標準、認定程序等，同時，各學院可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相應的認定標準。在通知的附件中，會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辦法、認定標準、認定申請表、民主評議參考內容、民主評議表。

　　林楠就是陳曉姍主管年級的一名學生。20歲的林楠出生于安徽省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她坦言，雖然自己家沒有窮到吃不上飯，但在這所大城市的著名學府里，自己可能還是相對貧困。從林楠讀初中開始，4個祖父輩的親人相繼患上癌癥。父母對老人的贍養也成為家里大部分開支。林楠大一時，父親出了一場車禍，臥床一年多。她想盡量減輕父母的負擔，于是申請了國家助學金。

　　“填寫困難生鑒定表，鎮政府蓋了章，交給輔導員。”林楠回憶。據她了解，困難生的認定需要經過民主評議。一個年級有大概20名學生左右參與評議，且參與評議的同學均沒有申請困難生助學金。

　　陳曉姍介紹，民主評議是為了更好地了解申請學生的經濟狀況，是必需的環節。在這張民主評議表上，按占比多少依次排序為家庭困難程度、勤儉節約狀況、學習態度、思想品德表現。“每個年級的名額會根據評定結果進行調整，也會根據專業的不同而有差異，學院內部可以調控”。

　　就讀于天津一所高校的張藝杰來自山東農村，家里依靠種地為生，沒有固定收入的父母要贍養老人，撫養家里的3個孩子。于是，張藝杰入學便申請了困難生助學金。她介紹道，她所在的學校通過遞交紙質材料、評議小組打分來進行困難生評定。但是大一時由于同學間不熟悉，便由申請人上臺介紹自己的情況。后來，學校出于對于同學的保護便不再要求困難生上臺陳述。

　　據了解，2007年出臺的《教育部財政部關于認真做好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是學校開展困難生認定工作的主要依據。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調查結果顯示，91％的受訪者表示在申請助學金時需要民政部門證明，70％的受訪者表示在家庭經濟困難認定時會采用民主評議的方式，8％的受訪者表示對困難生認定不了解。

　　對于助學金工作，一所高校的學院黨委書記陳亮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覺得，對于“邊緣學生”的判定，是助學金工作當中最困難也是最容易產生問題的環節。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認定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這樣一部分學生，他們的家庭條件談不上特別困難，處于認定的“邊緣地帶”。同時，每個班級真正特別貧困的學生不多，有時會出現某個班級困難生名額過多的情況，所以出現了這一類“邊緣學生”。因此在認定時，會綜合考慮學業、與同學的關系、思想道德品質等其他因素。

　　陳亮多次強調教師的社會責任感。“落實助學金評定的老師能認真對每一個學生的情況，就像寫論文一樣的調查、研究、整理、分析，學院層面做好宏觀把控，就可以規避很多可能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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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尷尬與困難

　　在助學金的評選時，陳曉姍要解答學生提出的各種問題。比如，為什么別的同學有這項助學金而我申請不到？為什么今年沒有某項助學金，這筆錢去哪里了？助學金是“輪流坐莊”嗎？

　　除了國家助學金，學校也會給學生發放社會愛心人士捐贈的社會助學金。陳曉姍解釋，不同的社會助學金對學生的地域、專業、成績、性別有不同的要求，而每年的社會助學金種類也有所不同，會出現增減的情況。

　　而學生質疑的“輪流坐莊”的說法也曾令陳曉姍哭笑不得。“如果班上沒有特別困難的學生，同時兩個學生家庭情況相似，我們會考慮今年一個拿額度高一點的助學金，明年換給另一個同學。”她覺得，除了按程序評定，更需要及時和學生們溝通。現在，每次困難生認定和助學金評選結束后，除了院里公示，她都會召集相關的同學開會，解釋評選的標準。

　　“很多時候，不僅是學生，包括媒體或者網友，看到的往往是結果，而且是非常片面的結果，真正了解需要放到具體的環境和事例中。”江蘇一高校教師說。

　　在同學眼中，陳倩是那種“拿著助學金的‘白富美’”——用蘋果手機，腳穿名牌運動鞋。陳倩解釋，手機是父親分期付款買的，運動鞋是自己跑步鍛煉身體，父親特地給她買了一雙好一點的。“這是我最貴的一雙鞋，已經穿一年多了。”陳倩家中一共有6口人，奶奶患有糖尿病，姥爺因病長年住在醫院，母親失業在家，妹妹今年剛上大學，弟弟讀高中。家里所有收入來源只靠在混凝土公司工作的父親。因為父親的工作屬于工程項目，每個月的收入不固定。

　　陳倩所在學校助學金的申請程序是先遞交貧困證明，上面有村里和縣里民政部門的蓋章，然后再填寫申請表。老師會私下向同學了解申請人情況，合格后再把材料送到院里審核。

　　“可能有人看我用蘋果手機，穿著名牌鞋就覺得我家條件好。但是，我家里條件不好就得穿得破爛嗎？”陳倩說自己不是一味追求名牌的人，“網購的衣服每件都不超過100元，好的運動鞋也僅有那一雙。只要我的東西是通過努力得來的，別人說什么我也不在意，自己問心無愧。”這學年，陳倩因為成績優異獲得了國家勵志獎學金，加上之前的1000元助學金，她解決了自己的部分學費。

　　湖南一所高校的李顯婷也曾申請過國家助學金。但令她難以接受的是，班上初級評選需要上臺陳述家庭狀況。她是為數不多的放棄上臺陳述的同學之一。“當時我沒勇氣上臺，因為我不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家庭狀況。但陳述與否確實影響了評選結果。”李顯婷說，“剛開學，大家都不太熟。”同樣沒有申請上的楊馨認為，班級票選結果與臺上的表現有關，但也受同學間的人際關系影響。這次困難生評定在軍訓之后開展，而軍訓期間比較活躍的人，就容易讓更多人認識和了解，得票也稍高。

　　“通過組織公開演講唱票等對困難生進行甄別，這些做法無可厚非。但是，它在無形之中建構并強化了‘貧困生、富裕生’這一分類。由于生活經驗、環境，以及價值觀、自尊心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經濟困難學生往往會對如此近似于貼標簽的情景賦予不同的意義，從而作出不同的反應。”山西大學心理學老師張曙光說。

　　反饋機制與引導教育同樣重要

　　負責獎助學金發放的教師王源坦言，自己也曾是領助學金的困難生。現如今負責相關工作，對困難生助學金評定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他覺得現在的學生和10年前的不太一樣了。2005年，王源第一次申請助學金，他記得“那時心理壓力特別大”。“輔導員在軍訓的時候說申請助學金的同學解散之后留在操場開會，結果那天開完會我都不敢回宿舍了，不知道宿舍同學會用怎樣的眼神看我。”但王源觀察，現在大部分孩子很少有這樣自卑的心理，更堅強一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很多學生對國家的助學政策并不懷有感恩之心。

　　“有的學生去年評上了，今年沒評上，就會抱怨學校說政策有問題，而有些同學家里條件不錯卻為何也能開來貧困證明，學校也沒有辦法。”讓王源吃驚的是，會有學生跑來詢問困難生名額是否充裕，如果名額多自己就申請。

　　王源介紹，學生提供有效的民政部門貧困證明便有申請資格，隨后由部分學生以及老師組成的評議小組進行打分。老師的打分只占一部分，沒有一票否決權，最終會按照分數排名形成困難生擬名單后公示，如無異議便算申請成功。有個別學校會將助學金與學習成績等因素掛鉤，但是他所在的學校困難生資助只和困難程度有關，“困難生不需要經過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助學金，這就導致了一些學生認為這是因為貧窮而應得的，很多同學并不懂得感恩”。

　　王源認為，如何更好地引導學生也是關鍵。“所以如何將助學金發給真正需要幫助的同學？真正評選出來如何做到令同學們滿意？在資助之余對他們是否有幫助和引導，這是需要重視的問題。”

　　“我也會一直和同學們講，助學金不能解決整個家庭的困境，更多的是提供一種幫助和鼓舞。”陳曉姍說。她鼓勵同學們去參與勤工助學，并通過努力學習獲取獎學金。

　　本科時當了4年團支書的鄧方碧談到自己曾為評議小組成員時的感受，“我覺得，困難生里獎優，其實是要杜絕比窮的思想。而是在都很困難的時候，我最優秀，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有意義。”（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馬宇平 天津科技大學 王蒞媛 山西大學 平凡）

　　（應受訪者要求，除張曙光，文中人物為化名。湖南科技大學鄧丹杰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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