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失去了千姿百態的特色和活力，傳統村落的保護將無從談起，留住鄉愁，也將是一句空話。”在日前召開的“中國傳統村落國際高峰論壇”上，中國文聯副主席、天津大學教授馮驥才憂心忡忡地表示，現在很多古村落保護，已陷入“旅游為綱”“古村落搭臺，旅游經濟唱戲”的尷尬局面。馮先生的擔心，凸顯了“傳統村落新憂”，而要解決這種新困境，筆者認為還是要讓傳統村落的文化價值回歸首位，延續其文化生命力。

　　在從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村落的消亡屬于正常現象。經濟上集約化帶來的高效率，以及全新的多元化生活方式，彰顯了城市文明的吸引力。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和聚集，導致很多鄉村出現“空巢化”、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瓦解，觸發人們對保護傳統村落文化的擔憂。2012年，國家住建部、文化部等四部委啟動“中國傳統村落調查”，評審“中國傳統村落名錄”，正是對上述擔憂的回應。但現實是，入選“名錄”卻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傳統村落”的保護問題，隨之而來的是對其旅游式開發，把問題由“無人理會”的極端，引入到“過分關注”的另一個極端，這就是“新憂”的由來。

　　無論是“空巢化”還是“旅游熱”，根本上是很多人對傳統村落的理解認識上出現了偏差。一旦參評的工具價值超越了保護意義，那么爭取入選“名錄”就變成了“爭頭銜”“爭資源”，專注經濟利益的“千村一面”式開發也就順理成章了。梁漱溟先生曾提出：“鄉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傳承從更深層次上代表了中國的歷史傳統。”要解“傳統村落新憂”，關鍵是從理念上認識傳統村落的文化重要性。農耕時代，人們依托村落為聚集地，形成與周圍環境相契合的建筑格局，演化出特定的文化傳統，構成了物質與非物質相融合的文化遺產。所以，傳統村落的文化重要性，不止于幾棟房子、幾條街等物質形式，更在其所承載獨特歷史記憶、宗法規矩、風水格局、生產生活方式等文化內涵，它是“農村鄉土文化活文物”。意識不到這一點，或是無法在傳統村落保護上形成文化共識，就會出現馮先生所列舉的把原住民遷走、開店招商、裝扮景點、公園化等等割舍其文化根脈的急功近利開發。

　　對一些參評者以“旅游為綱”，馮先生提出要建立退出制度，對保護不好要亮紅牌，讓退出的永遠不能進來。然而，即便退出能起到一定的約束效果，但有時也無法阻止其在開發中對傳統村落已經造成的破壞。傳統村落保護與利用不僅僅是對其進行功能提升和改善居住條件，更應該是其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的延續、傳承和創造。因此，必須建立開發前就形成硬約束，將其文化價值列在首位。參照“文物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當務之急是從立法和規劃上嚴控傳統村落的旅游式開發，建立沒有明確和長遠規劃條件下不得開發利用的原則。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傳統村落的保護和利用之間是非此即彼的兩難，對比希臘、法國等歷史街區保護中的做法，傳統村落保護和利用中還要確立的另一項原則是專業化，即讓那些研究村落文化、懂得傳統建筑的專家學者參與進來，而不是僅憑地方官員和旅游開發者拍腦袋決定。

　　城市雖然是很多人的安居之所，但傳統村落某種意義上是現代人的另一處精神家園。在那里人們讀到的應該是厚重的歷史文化信息，看到的是承載不同地域、民族人群生活習俗的民間生態，而不是涂脂抹粉油漆彩化的仿古建筑和街巷里充斥的商業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