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酒駕禁令出臺，催生出了酒后代駕行業；2011年“醉駕入刑”正式實施，酒后代駕生意漸火在激烈的競爭之下，代駕公司也日漸規范，但是行業內的不正當競爭依舊存在，而且一些“黑代駕”會在各種娛樂場所門口拉活攬客。記者了解到，對于代駕公司的管理，目前還處于真空狀態。（1月3日《東南早報》）

　　在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精細化的當下，一些新興職業不斷出現在公眾的視線里。“酒駕入刑”作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規范，倒逼公眾形成了“開車不喝酒，酒后不開車”的價值認同。酒后駕車越來越少，代駕越來越多，這樣可喜的變化，有助于守衛公共安全。

　　中國歷來是一個人情社會、關系型社會，喝酒成為一種社會互動的手段，有助于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與隔閡感。當喝酒的欲望超越身體的承受能力，不少人在酒精的刺激下會缺乏自控力甚至會失去意識。猶如“及時雨”的代駕不僅解決了消費者的“燃眉之急”，也讓自己增加了收入；看似互利雙贏的局面，卻隱伏著安全風險。

　　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代駕尚未被納入制度化、規范化的治理軌道。“無主管單位，無準入門檻，無統一標準”的代駕行業，不僅缺乏行業內部的規范和約束，相關立法也缺失。代駕公司和代駕的自說自話，讓定價不規范、服務不規范、長時間等候、事故糾紛、財產損失等現象屢見不鮮；代駕行業的“野蠻生長”，讓遇上靠譜的代駕成為一件“主要看運氣”的事情。

　　不論是司機故意繞路多收取代駕費，還是代駕交通違章，抑或代駕駕駛不當造成車輛損傷，消費者與代駕的利益博弈理應與法治完善結伴而行、共同成長；然而，當代駕處于社會治理的邊緣地帶和空白地帶，消費者維權就會面臨著“無處說理”甚至“找不到人說理”的無奈與艱辛——準入門檻過低，讓代駕良莠不齊；代駕市場渾水好摸魚，讓一些“黑代駕”有了生存空間。

　　從一些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來看，破解“代駕之困”的關鍵一是立法，二是發揮行業協會的功能。2002年6月，日本出臺了“關于汽車駕駛酒后代駕業務適正化法律”，首次對酒后代駕業進行了規范。韓國成立了代駕協會，由它負責區域內代駕業務的運營。只有給代駕行業戴上了“緊箍咒”,才能避免自彈自唱。

　　在身份社會逐漸向專業社會過渡的當下，社會分工的精細化蘊含著“專業人做專業事”的價值追求；這不僅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與效能，也有助于讓那些有一技之長的技能型勞動者得到更多的回報與激勵。代駕作為一個新興職業，不僅需要扎實的駕駛技能、豐富的駕駛經驗，也需要從業者遵循相應的職業規范和職業倫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代駕與消費者的互信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