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河北定州泉邱二村原村主任孟玲芬因被訴尋釁滋事、敲詐勒索、職務侵占等罪名，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20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5.5萬元。一審宣判后，孟玲芬提出上訴。2016年11月10日，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據報道，當地檢察機關對孟玲芬的指控犯罪事實達15項之多，而法院判決書的字數則接近5萬。

　　這5萬字篇幅的判決書指出孟玲芬“以權謀私，強占土地，欺壓百姓，橫行鄉里……”其種種作案手段令人發指。

　　“5萬字的壞事”自然不能在一天所成就。自2012年以來，孟玲芬利用村干部身份，組織其丈夫、兒子、弟弟等家族成員，并糾集社會人員，采用暴力及恐嚇手段，進行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濫伐林木、敲詐勒索、非法占用農用地等多種違法犯罪活動，逐步形成了以她為首的惡勢力犯罪團伙。

　　由此，人們也自然會問，如果一個地方的政治、法律機制及其機構的運作是正常的話，如果一個地方的治理結構及其機構的功能是正常的話，怎么會讓一個如此毫不掩飾、公然作惡、視政治規則和法律規定為無物的基層惡霸橫行4年、干了“5萬字的壞事”？這樣一個據起訴書、判決書所指罪行可形容為村霸的人，究竟是因為“霸”而當上了“大辛莊鎮泉邱二村村務領導小組組長”且“行使村民委員會主任職權”，還是在當上了“大辛莊鎮泉邱二村村務領導小組組長”且“行使村民委員會主任職權”之后才“霸”了起來，這兩個問題及其答案無論為何，都足以使人們深思。

　　細忖近些年媒體所披露的各路村霸的“霸源”和“霸根”，至少可以看出，村霸霸氣之彌漫，是以普通村民的權利缺位和體制銜接松弛為背景的。從根上說，農民土地權利的缺失，和以集體名義行使的土地權利，變相賦予了村官處置土地的權力，這便是村霸產生的結構性根源。許多地方的村官之所以成霸且公開稱霸，正是將其處置土地的權力與市場需求進行勾兌，以不當行權中飽私囊，先膨脹私囊繼而膨脹霸氣，再以霸氣護住和繼續膨脹私囊。

　　不少村霸把不犯上、不出事作為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自處之道。孟玲芬事發之因也正是打了河北電視臺記者。從以往媒體對橫行鄉里的惡霸的調查報道看，許多民舉官糾后的所謂村霸，所以能橫行數年、作惡多端、“做大做強”，如上述孟玲芬在4年期間干了“5萬字的壞事”，其實也是當地治理機制和機構放縱的結果。

　　不僅如此，這些村霸，因敢于使用暴力手段，可以維持適于其橫行且在表面上“不出事”的“秩序”，還常常被認為是“能人”，甚至以其斂財之多而被認作“鄉紳”，不一而足。所有這一切，實際上都為基層鄉村治理提出了嚴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