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拍賣網站截圖

　　截至2017年2月底，司法網拍成交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依次為浙江、江蘇、廣東、福建、河南。與網購商品不同，26歲以下年輕群體并非主流，26到50歲的“新中年”才是主力，并且男性高于女性，購置不動產還是男人在“當家”。

　　“大數據”顯示江浙人更熱衷司法網拍

　　今天(3月22日），通過阿里巴巴旗下的閑魚拍賣司法拍賣平臺記者看到，浙江一輛起拍價500元的小面包車被拍到了3萬多元，因為很多地區的車牌比汽車本身更有含金量，這種“帶牌車”在“透明度”更高的司法拍賣下，就被市場給出了更高的溢價。

　　一直以來，司法腐敗在司法的執行環節高發，而司法拍賣又是司法執行的重災區，網絡司法拍賣高成交率、高溢價既保障了債權人也保障了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已成為遏制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徑。此外，隨著最近一輪北上廣深的房價暴漲，更嚴苛的限購政策出臺，通過司法網拍規避限購政策的“另類購房”也變成了可能。

　　另外，全國的股權司法拍賣今天僅在閑魚拍賣上就高達2300多項，其中不乏起拍價過億的標的。而此前（3月16日），吳長江1.3億德潤豪達（002005.SZ）限售股通過阿里旗下的閑魚拍賣，以總價7.41億元人民幣成交。而最終拍下兩筆股權標的的，正是吳長江的“債主”—— 西藏林芝匯福投資有限公司和新世界策略（北京）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5年“掙下”81億 司法網拍“大數據”首次公布

　　房子、車子、股權，從無到有，從淺觸到深入，經過5年發展，中國網絡司法拍賣經歷了怎樣的“觸網”過程，又取得了哪些成績？今天，《中國網絡司法拍賣發展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在北京發布，全面梳理了我國法院司法拍賣的“觸網”過程，以及經過5年發展取得的靚麗成績。

　　據介紹，《報告》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肖建國教授領銜、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強制執行法體系研究”課題組歷時近4年調研完成。

　　“調研分兩個階段：2013年初網絡司法拍賣剛起步時；2017年初網拍規定剛實施時。”調研組方面透露，期間他們深度調研浙江滬法院、走訪北京、山東、天津等法院；同時，除了法院，還走訪了中拍協、上海拍協、寧波拍協、淘寶網等單位。

　　記者在《報告》中看到，依托調研組的深入調研以及阿里巴巴閑魚拍賣（前身為淘寶拍賣）提供的“大數據”，這份白皮書首次就我國網絡司法拍賣的規模給出了較為準確的數字——

　　截至2017年2月中旬，全國已有30個省市超過2000家法院入駐淘寶網司法拍賣平臺進行涉訴財產處置，共計進行網拍近43萬次、網拍標的物超過20萬件、網拍成功處置標的物金額超過2700億元，網拍平均成交率約90.13%、為當事人節省傭金高達81億元！從法院司法拍賣的歷程來看，主要經歷了自主拍賣——委托拍賣——自主網絡拍賣的發展過程。

　　而從委托拍賣到自主網絡拍賣這一重要轉變，既有網絡技術的不斷進步作為依托，更有基本法律的修訂作為依據。

　　由于網絡司法拍賣具有公開性、公平性、廣泛性、持續性和便捷性，法院自行拍賣變得日益陽光化。而且法院自主拍賣可以免去傭金，有利于節約拍賣成本，更加突顯司法為民、司法便民。

　　項目組在調研中了解到，浙江法院放棄已經成熟的委托拍賣模式，轉而探索對法院工作要求更高的自主拍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在執行中“開源節流”。

　　在法院執行過程中，許多當事人反映，司法拍賣是執行程序中的一項工作，理應由法院來完成，不應當委托拍賣機構拍賣，更不應再支付拍賣傭金。為此，早在2007年12月，浙江省高院就通過了《關于對外委托拍賣管理的規定（試行）》，提出“鼓勵探索自行組織拍賣和招標拍賣等方法”，但因當時沒有合適的實施路徑而未能付諸實踐。

　　而正是在浙江省，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交易平臺。這讓浙江法院看到了通過網絡進行自主拍賣的實現可能。

　　從2012年6月正式上線到2014年全面推行，浙江法院網絡司法拍賣的總成交額、成交率、溢價率、節約傭金金額等數據都呈逐漸增長之勢。

　　《報告》透露，2016年，浙江法院在阿里巴巴旗下的閑魚拍賣平臺對24252件拍品進行拍賣，總成交額高達576.4323億元，成交率也提升到93.27%，所有成交的拍品平均溢價率接近50%，較過去傳統委托拍賣分別提高17個百分點和27個百分點，為當事人節約傭金12多億元。”

　　自2014年1月1日起，江蘇全省的法院也全部入駐淘寶網司法拍賣平臺，開展網絡司法拍賣活動。

　　數據顯示：2014年到2016年，江蘇全省法院網拍次數共計126731次，成交金額6599417萬元，在網拍次數方面，2015年較2014年增長65.8%，2016年較2015年又增長25.33%；在成交金額方面，2015年較2014年增長65.23%，2016年在2015年的基礎上又增長82.68%。

　　與此同時，單個標的的網絡拍賣價格記錄也不斷被刷新。

　　2013年3月，浙江嘉興海寧法院通過閑魚拍賣拍出的一幅土地使用權及廠房，拍得當年最高的1.59億元。

　　而3年后的2016年11月，浙江杭州西湖區法院在拍賣的錢江水利資產包，最終成交價高達10.34億元。

　　機遇挑戰并存 網絡司法拍賣仍有瓶頸待突破

　　《報告》還特別指出，目前我國網絡司法拍賣正面臨著重要的機遇。

　　首先，在最高院“要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重大決策部署下，以自主拍賣為原則的網絡司法拍賣因可以節省資產處置成本和加速財產處置速度而獲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網絡司法拍賣若干問題的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各地試點網絡司法拍賣的經驗總結。

　　其次，全國各地法院正在積極落實“智慧法院”的建設工程，網絡司法拍賣無疑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通過該工程的系統建設而獲得更多的制度發展空間。

　　最后，自主型網絡司法拍賣的成功試點和推廣，其他資產處置逐漸參照借鑒網絡司法拍賣的運行機制，在提高全社會的社會資產流轉速度和催生新型服務業的同時，人們越來越習慣于通過網絡拍賣的方式尋求性價比較高的產品或服務，網絡拍賣文化的興起為中國網絡司法拍賣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記者注意到，盡管《報告》中指出，展望未來，中國網絡司法拍賣的基本發展方向不會發生變化，但亦不諱言，其相關規則仍然有待完善。

　　“當前，網絡司法拍賣規則主要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規范性文件進行供給，但司法解釋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法律層級較低，建議立法機關應當在未來制定的《強制執行法》對網絡司法拍賣規則作出相應的規定，以強化網絡司法拍賣的規范性。”

　　《報告》進一步指出，我國網絡司法拍賣制度的完善還需要解決以下瓶頸：

　　一方面，需要妥善處理自主拍賣與委托拍賣、理網絡拍賣與現場拍賣的關系；同時需要厘清網絡司法拍賣與司法變賣的關系，“在網絡司法拍賣的大環境下，司法拍賣與司法變賣之間的關系及其各自的適用范圍將會發生變化。”

　　此外，今后，網絡司法拍賣還需要細化網絡服務提供者遴選與確定規則，“申請執行人是否可以根據不同財產的特點選擇不同網絡司法拍賣平臺，還是只能針對整個執行案件中的財產的網絡司法拍賣平臺進行選擇，甚或只能針對同一批次被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選擇網絡司法拍賣平臺？被執行人對申請執行人的選擇結果是否有異議的機會等”；在考慮了以上問題后，還需要強化司法拍賣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此外，《報告》還建議，進一步探索并拓展拍賣輔助性工作外包模式、拓展網絡司法拍賣與抵押貸款的通道，“向意向競買人提供快速便捷的抵押貸款服務，不僅有利于提高網絡司法拍賣的競價程度以及成交價格，而且也有助于銀行、擔保公司等拓展業務范圍，應當值得進一步探索。”

　　而對網絡司法拍賣與智慧法院工程的銜接、規范人民法院網絡司法拍賣內部流程、不同網絡拍賣平臺間的競爭與協作等，《報告》也做出了相關建議。

　　《報告》亦指出，在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對接平臺之后，各級人民法院無須再分別與網絡司法拍賣平臺進行單獨對接，而只需要在對接平臺中輸入相關信息即可，這確保了人民法院的后臺工作量不因網絡司法拍賣平臺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也可能因此抹殺了網絡司法拍賣平臺的個性化服務；此外，除了競爭關系，不同網絡司法拍賣平臺之間還存在著協作關系，如何在界面上實現不同網絡司法拍賣平臺之間的切換、如何防止某些網絡司法拍賣平臺通過不正當競爭手段爭奪網絡司法拍賣市場份額、是否允許某些網絡服務提供者所有的具備合法經營牌照和符合安全標準的網絡支付系統運用于其他網絡司法拍賣平臺等問題也將逐漸為人們所關注。（記者張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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