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起，北京醫改政策正式實施，7000多種藥品實施在陽光采購平臺統一采購。據悉，醫改之后，北京市除已經試行取消藥品加成的試點醫院和基層已經取消加成的國家基本藥物外，所有參與醫改的醫院及基層非國家基本藥物，藥品價格總體會下降20%。

　　然而，對于重大疾患延續生命的特效藥和救命藥，絕大多數沒有列入這次調價范圍。這些特效藥，臨床上療效較好的多為進口專利藥，價格昂貴，且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極少納入，只能自費購買。重疾患者仍面臨“看病貴”的困境。

　　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就提交了“盡早實施藥品強制許可，讓患者用上物美價廉特效藥的建議”。這是他自2006年以來，提交的第5份實施藥品強制許可的提案——至此，邵一鳴委員已經連續呼吁了11年。

　　邵一鳴：藥品強制許可是指WTO成員國為了公共利益，對專利藥品，可以不經專利權人的同意，許可其他企業仿制，以挽救生命和維護公共安全。

　　早在2005年，WTO就通過了《TRIPS協議修訂議定書》（下稱議定書），國際社會達成共識：允許WTO成員國為保護公眾健康利益實施藥品強制許可。該國際協議具有法律效力，為國民提供廉價高效的專利藥掃清了法律障礙。這也是經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多年艱苦談判的結果。

　　《聲音周刊》：藥品強制許可能有效解決“看病貴”問題嗎？

　　邵一鳴：這一措施給患者帶來的益處顯而易見。強制許可后，會有多家企業仿制專利藥，藥廠節省了研發的大量成本，藥品價格大降，藥品增多。以治療慢粒性白血病的“格列衛”為例，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藥品在中國大陸售價為每盒2.3萬元左右，而印度仿制的每盒價格僅需200元。仿制藥價格不足原產藥價格的十分之一。

　　美國、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泰國、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已經多次運用議定書的條款，成功解決本國公共健康危機，同時極大緩解了高昂藥費對國民經濟的沉重負擔。

　　《聲音周刊》：既然能解決“看病貴”問題，為什么我國遲遲沒有實施藥品強制許可？

　　邵一鳴：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專利藥物實施強制許可牽扯到多部門，除專利和法律部門以外，還需要國家負責藥品審批和定價的部門，藥品使用的醫療衛生部門，藥品生產部門和藥品流通的多部門緊密配合。如涉及藥品平行進口時(我國藥品支援其他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外交和外貿部門的支持。任何部門不積極參與，都會導致“藥品強制許可”被擱置。

　　另一方面，一旦我國提出“藥品強制許可”申請，很多藥品的價格可以成倍下降。比如，肝炎和抗癌藥物，藥價至少可以比原價便宜3至10倍。這也是國外跨國藥企極力阻撓我國實施藥品強制許可的原因。

　　我國藥企的仿制藥研發能力和產能在國際上均是最強的，最有競爭力的。許多印度藥廠生產的仿制藥，都是由中國藥廠生產的原料藥而支撐的。但是，由于中國遲遲未啟動藥品強制許可，我國藥企無法早期仿制專利藥，無法實現產業升級擴大發展，只能替西方跨國大藥企打工，替他們生產原料藥，或為印度等國家生產藥品。結果造成我國的重大疾病患者或是用不起，或是想方設法從印度購買這些救命藥。

　　邵一鳴：我國實施重大疾病藥物強制許可的法律條件完全成熟，技術能力完全可行，但是肯定會受到西方國家和藥企的雙重壓力。只要分類實施靈活的策略，在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下，風險可控制可化解，我國藥物強仿還有可能實現多贏。

　　策略一，是以強制許可為目標，自行仿制治療艾滋病、肝炎和埃博拉等重大傳染病的專利藥，維護公共安全；策略二，是以強制或自愿許可為目標，仿制癌癥、心腦血管等高病死率疾病的藥物，自行仿制或支付適當的專利費用后，與專利藥廠合作生產低價專利藥，以挽救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廣大患者的生命；策略三，是以強制許可為壓力，實現提供自愿許可合作生產或在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從而藥價大幅度下降。針對的藥物包括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高發病率重大慢性病，以顯著減少我國廣大患者和國家的經濟負擔。這三個策略是個組合拳，一環扣一環，缺一不可。（謝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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