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大門又打開了

　　文記者陳蔚林

　　不到兩個月的備戰時間

　　防震棚里的招生辦開張了

　　1977年10月21日，一大清早，街頭巷尾的《海南日報》就一售而空。報紙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發了一條新聞：《教育部在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提出關于今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這條千余字的長消息，猶如一聲春雷，響徹整個海南！

　　消息里這樣寫道：“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直接關系到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質量，而且影響中小學教育，涉及各行各業和千家萬戶，是件大事。我們一定要努力做好招生工作，切實地把優秀青年選拔上來。”

　　“大家別提有多興奮了，從行政區到自治州到各縣，人民群眾奔走相告，街頭巷尾都在議論。”回想當年，羅經緯還有些激動，當時的廣東省海南行政區黨政主要領導高度重視高考的準備工作，緊急從有關縣和中學抽調人員，組建了海南行政區高等院校招生委員會招生辦公室，還邀請了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中學教師、學生和家長代表，就報名考試工作舉行了座談。

　　海南省教育廳原助理巡視員吳慎勸還記得，當時參與籌備高考的考務人員高度緊張，因為從開始準備到正式考試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過程倉促，工作任務艱巨，當時他們連像樣的辦公場地都沒有，只能在幾間防震棚里辦公，“棚子是油毛氈搭的，光線暗、空氣差、蚊子多，因為經常停電，風扇和電燈幾乎成了擺設，點著蠟燭也要干到夜里兩三點。”

　　各個中學的老師也都動了起來，一部分準備復習提綱，組織應屆考生進行沖刺；一部分進村入戶，挨個去動員成績優秀的往屆畢業生參加高考，鼓勵他們回校復習備考。樂東中學1972屆畢業生陳瓊南被找到時，正在樂東老家揮著鋤頭干農活，是高中老師把他從水田里喊出來的。中斷了整整10年的高考，壓抑了多少青年的求學夢？當年的《海南日報》報道了這樣一組數據：“據海南招生委員會辦公室統計，全區今年報考高等、中等學校的青年有8萬5千多名(不含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比歷史上最高的一年增長10多倍。”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有多少考生報名參加當年高考，已很難查到準確數據。但是，曾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中學校長的楊生龍告訴記者，在那場考試中，該中學的4個班學生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一批學生考上了中山大學等知名大學。

　　值得一提的是，該校有3名教師與學生同考，并且都考上大學。姜立群讀初三的時候，駱能干曾擔任其數學老師，1978年3月，師生二人同至中山大學金屬物理專業學習，并被安排在同一班級。大學四年，姜立群都沒有改口，仍稱呼駱能干為老師，引得班里同學紛紛效仿，就連班里的指導員也稱駱能干為老師。師生變同窗且始終不忘師生情誼，成為一段佳話。

　　吳慎勸說，為了照顧年齡較大的往屆考生，國家放寬了高考年齡限制。報名的考生中，不乏孩子已經上小學、中學的“大齡青年”。當時，海口的考點設在海南中學、海南僑中、海口一中、海口六中等學校，下面市縣的縣城中學容納不了，就連鄉鎮中學都設了考點。這些大大小小的考點加起來，整個海南行政區一共有100多個考點。

　　“我們搞教育的，哪個忘得了那一年！”說到這里，剛剛還斜靠著椅背乘涼的羅經緯直起身來，“那一年，給多少人開啟了‘龍門’啊……”

　　眼前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從海南省考試局辦公室主任的崗位上退休已有20多年了。這些年里，他致力于組織老年人體藝活動，很少再提起教育系統的那些事兒。可當記者提出想要聊聊“那一年”時，他欣然應允。

　　羅經緯掰著手指頭數：那一年，教育部宣布恢復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制度，一個剛剛走出狂熱的國家逐漸回歸理性；那一年，有8.5萬名海南行政區的考生報名參加高考，是海南歷史上報名參加高考人數最多的一年；那一年，在實際參加考試的54315名海南行政區考生中，有2213人被普通大中專學校錄取，從此走上了與前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怎能忘卻？那一年，是火熱的一九七七！

　　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嚴防死守杜絕試題外泄查處一起重大舞弊案件

　　根據《海南日報》上發布的《廣東省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招生簡章》，當年的高考試題由各省單獨命題，考試時間也由各省自主確定。

　　1977年的廣東省高考安排在12月11日至13日，報考文史、外語類的考生要考語文、數學、政治、史地(外語類考生加試外語)；報考理工、農醫類的考生要考語文、數學、政治、物(理)化(學)。值得一提的是，非外語類考生不考外語，這讓丟荒學業多年的往屆考生長舒了一口氣。

　　當時的海南還不能自主印刷試卷，得由專人搭乘專機到廣州領取試卷。羅經緯就是其中一人，除了他，飛機上還有公安、保密等部門的同志同行。他特別強調，高考試卷被當作國家絕密文件，公安部門的同志是帶著槍械往返廣州的。

　　為了確保考試安全，臨行前，羅經緯等人訂做了數十個牢固的鐵皮箱子，到了廣州就把試卷按照不同市縣、不同科目鎖起來。降落到海口機場后，他們就在武警守護下，馬不停蹄地把箱子搬上專車，再運到保密室里嚴加看管，“保密室由3個大鎖鎖住，教育局局長、保密員、管理員各帶一把鑰匙，每次開門得三人同行、互相監督。考前把試卷送往各個市縣時，用的也是行政區統一安排的專車，不容許任何外人有接觸試卷的機會。”

　　但是，沒有機會接觸試卷，不代表沒有機會作弊。純靠“人防”還防不住想走“捷徑”的考生。吳慎勸透露，就在那一年考試中，他們查處了一起重大舞弊事件。

　　最初引起大家懷疑的是一張語文試卷。閱卷老師注意到，這張試卷前面的試題錯得較多，后面的作文卻寫得文采飛揚。于是，他們將這名考生的其他科目試卷也調了出來，發現幾乎都存在同樣的問題。

　　這起疑似舞弊案件引起了海南行政區黨政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派出區辦公室領導帶隊，從教育、公安部門抽調工作人員組成了調查組，到該考生所在的縣駐點調查。經過3個月的不斷尋訪、取證，調查組終于弄清了真相——這名考生是該縣教育局局長兼招生辦主任的女兒。局長父親利用手中職權，提前聯系好學校老師以及考務人員，由老師代女兒答題、作文后，再由考務人員交給閱卷組一同閱卷。

　　情況查明后，調查組在該縣廣場召開了情況公布大會，在全縣教師和機關工作人員面前宣布了處理決定。該教育局局長被免職，其女的高考成績被取消，參與舞弊的老師和考務人員也得到了相應處分。

　　兩千多人敲響七百張算盤

　　海南高考成績位列廣東全省第一

　　高考結束后，試卷被安排在黨校批閱，考生則回到家鄉或工作崗位等待消息。

　　因為沒有電腦和計算器，當時收回的幾萬份試卷全靠人工批閱、登分、統分。羅經緯說，為了統計分數，區招生辦特地買了700多張算盤，海口文具店的全買來仍不夠，還得到下面市縣“搜羅”。2000多名老師參與集中閱卷，吃和住都成了問題。大家也不喊苦，畢竟都是奔著“加速完成‘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的重大戰略任務”而來的。于是，有的老師自備鋪蓋在教室里打地鋪；有的市縣招生辦工作人員帶著鍋和碗，在操場的空地上搭灶生火，為閱卷老師“開小灶”。

　　吳慎勸記得，高考閱卷順利完成后，區商業部門還特批了4瓶茅臺酒給閱卷老師和工作人員慶功，“雖然每人只分到一小勺，但很多人是第一次喝茅臺，都說是沾了恢復高考的光。”

　　羅經緯也很感慨，囑咐記者一定要在稿子里寫，感謝社會各界給予高考工作的支持，特別是交通、食品等部門，事事都給高考工作開通“綠色通道”。比如，榜上有名的考生外出求學時，被統一安排在海口東湖集中出發，一同乘船到廣州、湛江等地，再由當地的接待人員安排食宿或引導分流到其他省市，過程之順利全靠各個部門通力合作。

　　令所有在1977年高考中付出心血的人都感到值得的是，海南雖然是當時廣東省教育最為薄弱的地區之一，卻在那年的高考中取得了全省第一的好成績。廣東省教育主管部門甚至懷疑，是不是海南的試卷改得有問題，不僅找海南招生辦的負責人談了幾次話，還派人到海南對試卷進行抽查。羅經緯笑著解釋，其實，成績優秀的考生中除部分海南本地考生外，大多是來自廣州、汕頭等地的知青。這些優秀的知識青年在海南搭上了這趟“快車”，從此駛向了康莊大道。公式

　　(省考試局原新聞發言人王素英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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