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申卉、李棟、何瑞琪、劉曉星、張丹羊、秦松、方晴、魏麗娜、伍君儀、徐靜 實習生陳喆靈、羅芷璇

　　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蘇俊杰

　　“戴助聽器就像近視的人戴上眼鏡一樣簡單。”這是來自執信中學的雙耳極重度聽力障礙考生徐揚常對自己說的話。極重度聽力障礙，意味著即使對著他耳朵大聲喊，他也只能聽到很小的聲音。不過在高考考場上，徐揚與其他同學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雖然第一天的首場考試，他一度因為誤會被要求摘掉助聽器，但徐揚很快調整狀態，順利完成了考試。未來，徐揚希望研究神經生物學，幫助有聽力障礙甚至是耳聾的孩子恢復聽力。

　　腦子里“放音樂”調整狀態

　　在第一門考試時，由于沒來得及及時溝通，徐揚被要求不允許使用助聽器。面對曾經極度恐懼與不適的寂靜感，他的心中突然一沉。但他知道，這時候只能克服恐懼，調整狀態。于是，徐揚的目光轉向閱讀題，想通過看文章緩解腦子里的一團亂麻。“我看著閱讀題，慢慢在自己腦子里‘放音樂’，讓自己盡快進入狀態。”做題讓他的注意力回到考試中，狀態也逐漸恢復。如今的徐揚，面對這樣的突發狀況，已經能從容面對。

　　17年前，當2歲的小徐揚被確診為“雙耳極重度聽力障礙”時，父親徐業昌只感覺“天塌了”。“極重度聽力障礙，用俗話說，就是耳聾了。”回憶往事，徐業昌嘆了口氣。根據醫學定義，聽力障礙在70分貝以上者為聾。極重度聽力障礙，相當于對著耳朵大聲喊，徐揚都只能聽到很小的聲音甚至聽不到。

　　在省殘聯的聽力障礙康復中心，徐業昌得知，只要訓練得當，在助聽器的幫助下，孩子是可以正常聽話、說話的，但他心里還是沒底。“不過作為父親，我不能先倒下。”他開始給孩子進行大量的康復訓練，利用一切條件和孩子多說話。“那時候我做了很多識字的PPT，配上聲音，平時就在家里播放，讓孩子學說話的同時學認字。”就這樣，徐揚在上小學前就認識了幾千個漢字。到小學前，徐揚已經可以閱讀通篇都是文字的兒童讀物了。“經過訓練，他說話已經和普通孩子相差無幾，基本上可以交流。”

　　寧愿“喊”出來也渴望交流

　　即使戴上助聽器，上課對徐揚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戰。初中一次考試后，老師在他卷子的一道錯題上寫道：“這道題我講過，你為什么沒聽？”這讓徐揚感到困惑，因為他并沒有聽到老師講過這道題。原來，由于助聽器在不同的方位收聽效果不一樣，有時候老師說話聲音小或不在助聽器的接收范圍，就會讓徐揚錯過一些課上的內容。所幸，一次偶然的機會，父親給徐揚買了一種特制的麥克風，麥克風通過藍牙信號與助聽器相連，聲音可以點對點地傳輸給徐揚。

　　就這樣，高中3年近6000節課，徐揚每一節課都要做同一個動作——將麥克風遞給老師，這樣老師的聲音才能清晰地傳到他的耳朵里。但除此之外，徐揚與其他孩子表現得幾乎沒有差別。班主任董老師告訴記者，在她剛接手徐揚的班級時，徐揚的父親曾寫過一封信向她講述了徐揚的情況。“作為老師，我們肯定會給予他更多關注，但我們慢慢地發現，徐揚融入了班級，跟其他孩子并沒有什么不同。”這也源于徐爸爸一直給兒子樹立的觀念：戴助聽器就像近視的人戴眼鏡一樣簡單。

　　董老師說，徐揚并沒有受制于耳朵，變得不愛與人說話，反倒特別喜歡與人交流。“有時候你說話他聽不清楚，他會要求你再重復幾次，即使需要喊出來，他也渴望著彼此交流。”

　　想研究生物學助聾兒恢復聽力

　　高考之后，徐揚說自己想去做義工，同時強化英語，考托福。談及更遠的未來，徐揚說，自己對生物學感興趣，希望今后能研究神經再生方面的課題。他說，像他這樣“神經性耳聾”，現在只能借助助聽器等外力來恢復部分聽力，他希望能夠找到神經細胞再生的方法，讓聽力障礙甚至是全聾的孩子都恢復聽力。

　　“不過，如果我沒有能力做一名生物研究者，做一名生物老師我也很喜歡。”徐揚笑著說，他告訴記者，只要曾經努力，就不會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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