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李文星事件之后，天津警方7日通報了另一起年輕人誤入傳銷死亡案件，25歲的山東鄆城青年張超，來到天津靜海區不到一個月后，因病被傳銷人員遺棄途中死亡。兩起悲劇，不知能不能給更多年輕人警醒，但至少當地傳銷組織泛濫的狀況引發了外界極大關注。就在通報張超案的前一天，天津官方宣布開展打擊取締非法傳銷的專項行動，目標是“決戰20天，徹底清除全市非法傳銷活動”，部署行動的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書記趙飛來更要求“打不凈，不罷手、不收兵”。早前有報道稱，各種傳銷組織窩聚靜海已有年頭，以一場“決戰20天”的專項行動來治理困擾多方已久的頑疾，彰顯了當地官方的堅定決心，據說當地傳銷組織人員已四散奔逃。由是，也提醒著類似地方，在打擊傳銷上應該早重視早打擊早治理。

本質上說，各種非法傳銷都可以歸結為“龐氏騙局”。這套由意大利人查爾斯·龐茲“發明”的詐騙把戲，核心是以一種金字塔式的組織鏈條，靠著下線供養上線、拆東墻補西墻的運作方式，通過“洗腦”使組織成員墜入“走上人生巔峰”的幻想。然而，看似簡單的玩法，在一些地方、涉及一些群體卻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以致令人感嘆其“無孔不入”，顯示了社會治理諸多環節的漏洞和失范。如澎湃新聞《天津靜海，與傳銷“和平共處”的十幾年》中所揭露當地部分村民復雜心態：“在租房帶來的收益外，他們更多是畏懼和無奈——10多年來，這些人打了就跑，跑了又卷土重來，村里人不敢管。”更重要的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一些傳銷組織成功嵌入到“微商”“互聯網金融”等領域，出現了“從實物傳銷，到‘純資本運作’”“從群居傳銷，到網絡傳銷”等一系列新特點。

非法傳銷在一些地方、部分群體那里成為頑疾，更是復雜社會因素作用的結果。法律上，從1998年國務院下發《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2005年頒布《禁止傳銷條例》，到4年后《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為打擊傳銷組織走向“法治化”提供了有力支撐。但恰如一些觀察者指出的，盡管針對傳銷團伙的組織和領導者可以依法施以刑罰，但對大部分參與人員只能以遣散、教育為主，顯示了相關部門在社會治理的制度方面存在著一定的漏洞。群體上看，正如很多老年人誤入非法傳銷組織，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缺乏子女關懷；越來越多大學生誤入非法傳銷組織的案例則表明，高校在學生思想工作和風險教育方面，依然有著明顯欠缺。

從社會治理角度審視非法傳銷，還應該重視其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近年來，部分非法傳銷組織為了把自己包裝成“高大上”，組織成員四處旅游以凸顯“成功”的一面。按照政治社會學的解釋，社會動員有賴于強烈的群體共識。非法傳銷的強大“洗腦”能力，巧妙地對接了這一能力。于是，我們才會看到，直到一些成員被解救出非法傳銷組織之時，還仍然執迷于“事業”和“成功”的幻想，而另一些成員則以公益慈善的名義集體行動，更具有欺騙性和迷惑性。凡此種種說明，運動式的專項整治固然可以清除傳銷組織在一個地方的泛濫現象，但更關鍵是要看到傳銷組織滋生的社會土壤，全社會都要直面問題的嚴重性，形成治理合力，最大限度阻止傳銷組織的蔓延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