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中院統計發現，涉公共場所侵權糾紛案近七成緣于管理人疏于管理——

　　公共場所管理人：安全保障絕非兒戲

　　12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以下稱“二中院”)召開涉公共場所侵權糾紛案件情況通報會。該院通過對近五年來審結的涉公共場所侵權糾紛案件進行梳理發現，此類案件總數呈上升趨勢，因公共場所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導致人身傷害、財產損失的情況時有發生，由此引發的相關侵權案件糾紛也有所增多。

　　據統計，2013年至2017年11月，二中院審結的涉公共場所侵權糾紛案件數量共42件，因公共場所管理人疏于管理發生的事故達29件，占案件總數的69%。

　　帶孩子應聘，兩歲多女童墜樓身亡

　　在通報會上，二中院民事審判第六庭副庭長劉洋向記者介紹了她近期審理的一起案件。

　　2016年2月，李女士應朋友郭女士之邀，帶著2歲7個月大的女兒甜甜(化名)到某保險公司設置在大興區某大廈3層的應聘場所應聘，面試過程中，為防止女兒吵鬧，李女士將女兒交給郭女士看管。由于郭女士疏于照管，導致甜甜不慎從四樓樓梯間拐角處樓梯欄桿的間隙墜落，后經搶救無效死亡。

　　事發后，甜甜的父母悲痛不已，他們認為，因郭女士的疏忽，導致甜甜不慎從四樓墜樓身亡，郭女士應擔責，而郭女士為便于公司順利面試將甜甜帶出房間看管的行為屬于職務行為，應由其所在的保險公司承擔民事責任。此外，事發的大廈樓梯防護欄沒有全封閉，且柱子之間間隙過大，存在明顯的設計缺陷，大廈管理人對此未采取任何防護措施及警示信息，沒有盡到安全保障義務。于是二人將郭女士、大廈的產權人及管理者某電器公司、李女士應聘的某保險公司大興支公司(以下稱“大興支公司”)及該保險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稱“北京分公司”)訴至北京市大興區法院，要求他們共同賠償各項費用共計121萬余元。

　　公共場所管理人被判擔責40%

　　大興區法院經審理認為，公民的身體權及健康權受法律保護，生命是公民最基礎最重要的權利，對生命安全的重視，應該高于任何主體對于利潤、業績、獎金、情面的重視程度。幼兒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自主性及安全認知很弱，其生命安全理應得到社會各群體的重視和保障，對允許幼兒出入的場合，該場合的所有相關管理主體都應該對其安全作出應有的保障。

　　李女士受大興支公司業務員郭女士的邀請，帶著孩子去保險公司面試，作為面試組織者的大興支公司并未阻止，而是默許這一事實，沒有根據面試人員的情況對進入面試場所的人員進行分別處理，在幼兒進入面試所在場地后未進行有效的幼兒安全保障工作，放任幼兒在樓梯間跑動，對幼兒最后的傷害存在直接明顯的過錯，故酌定其承擔30%的責任，賠償36萬余元。

　　電器公司作為大樓的產權人和管理人，應該對大樓內的安全運營非常熟悉，對大樓的各項安全設施承擔保障責任，有公共設施維護管理的義務，對樓梯間防護欄的間距是否能夠對進入大樓的各類人員起到安全保障作用應該知曉，在允許幼兒進入大廈時應該對其監護人員進行必要的提醒，或者在幼兒進入不符合其進入的場所時加以阻止，但電器公司并未盡到上述義務。對甜甜的死亡存在間接過錯，應承擔相應責任，根據其過錯程度，酌定其承擔40%的責任，賠償48萬余元。

　　郭女士接受李女士的委托，雖然是義務看管，但她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理應對其承擔的暫時看管義務和自己所處環境有明確認知。但她在看管過程中未盡到應盡的注意義務，疏忽大意，直接導致甜甜的死亡結果發生，存在直接過錯，考慮到其文化及認識程度，酌定其承擔20%的責任，賠償24萬余元。

　　李女士作為甜甜的母親和主要照管人，無論遇到什么情況，都應該將女兒的安全放在首位，而她卻礙于情面先是帶著女兒去面試，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又將女兒暫時托管給他人，致使女兒未得到很好的照看，發生事故。雖然她對女兒的事故應承擔一定責任，考慮到其作為事故的主要受害人，且疏忽的程度相對較輕，酌定其承擔10%的責任。

　　大興支公司系北京分公司的分支機構，無獨立經費不單獨核算，故由北京分公司對其行為承擔賠償責任。

　　一審判決后，北京分公司、電器公司、郭女士均認為己方承擔的責任過重，三方均提起上訴。其中，電器公司認為，公司對于本案的發生沒有任何過錯，大廈經驗收合格，其作為大廈的管理人，不存在額外的義務，40%的責任比例過高。此外，死亡賠償金參照的是城鎮居民標準，而孩子去世時仍為農村戶口，應該按照農村居民標準進行賠償，該公司還對精神撫慰金提出了異議。北京分公司也對賠償標準和精神撫慰金提出了異議，同時認為，公司已經盡到應盡的義務，公司作為面試的組織者，而不是大廈的產權人和管理人，對于樓梯間護欄是否符合安全規范、是否存在安全隱患等問題并不能控制。此外，公司認為郭女士臨時看管孩子的行為并不屬于職務行為；而郭女士則認為，自己作為保險公司的員工，看管孩子屬于履行職務的行為，在履行職務過程中發生意外，應該由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二中院審理后，尚未對該案進行宣判。

　　“希望公共場所管理人再多做一些努力”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7條規定，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那么對于公共場所管理人而言，如何才算盡到了安全保障義務呢？

　　對此，劉洋回應稱，判斷公共場所管理人是否盡到安全保障義務、是否應該承擔管理責任，在司法實踐中，主要從以下方面加以考量：對于涉及相關設施、客觀的物質性條件、客觀管理條件等因素的，首先應判斷設施設備是否符合國家標準，包括國家的強制性標準和推行標準；對于法律責任，應該依照法律規定及其他要求，如是否根據服務合同形成義務等加以判斷，在特殊情況、特殊場合，針對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等群體，需要更高標準，法院會從客觀實際出發，采用更高的標準加以衡量。劉洋進一步指出，公共場所管理人面對的是普通老百姓，該群體數量龐大，可能發生的情形也很多，很多事件的發生原因復雜，有可能是多因一果，這時法院會從是否構成共同侵權及受害人是否存在過錯加以考量，確定各方的法律責任。

　　劉洋告訴記者，召開通報會的目的之一就是讓大家充分認識到公共場所存在的風險。對于公共場所管理人和經營者，也并非想給他們施加額外的負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已經用了很多辦法去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但社會是不斷發展進步的，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也在不斷進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標準停留在一般性的水平，無法體現社會發展進步的幅度和方向。所以，希望他們的做法既要符合法律規定，符合大眾一般性的心理預期，更要符合現代社會所弘揚的價值觀和秩序觀。

　　“要知道，意外的發生往往就是幾秒鐘時間，甜甜就是在幾秒鐘之內墜樓，令人十分痛心。如果公共場所管理人能夠一直盡職巡視，盡到管理責任，其他防范措施也都到位，很多傷害其實可以避免。希望公共場所管理人和經營者能夠真正地有所作為，負起責任來，從每一名進入公共場所管理區域的普通百姓的利益出發，再多做一些努力。”劉洋最后呼吁。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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