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達志

　　12月19日，南昌大學2017屆本科畢業生小柔，發博文稱被該校國學院副院長周某性侵7個月。隨后，另一名女生報案，稱在校期間被周某利用職務之便猥褻、性侵。長期猥褻、性侵女學生，被舉報了還稱“她一直跟我們院長講，她還深愛著我?！睅煹聰娜缢?，著實令人痛惜。12月20日下午，該校召開專題會議，決定免去程水金國學研究院院長職務、免去國學研究院副院長職務，暫停周某一切教學科研工作。

　　此前，該校人文學院官網中曾有多名教師的“小傳”，其中就包括周某的，題為“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然而現在，此文章已經消失。

　　這位“山高水長”的“先生”，長期以各種理由要挾、利誘學生，猥褻甚至性侵她們；東窗事發后又百般抵賴，潑污被他性侵長達7個月的女生。這樣的“先生”豈止是斯文掃地，實在是太令教書育人這一崇高事業蒙羞了。

　　令人遺憾的是，有類似劣行的大學教授、導師乃至院長、校長的事件，近年來并不鮮見。就在南昌大學此事備受關注之際，黑龍江省紀委駐教育廳紀檢組通報了四起高校教師師德違紀案件。唯有同時在強化管理和打擊兩方面，切實地下足功夫，才能明確師德“紅線”。

　　現在，部分大學的教授，辦公條件堪稱優越，寬敞舒適自不必提，關鍵還較為私密，有的辦公場所就配備臥具。涉世未深的學生去到那里請教問題，“先生”若想“浪漫”一下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但是，如果發生性騷擾、性侵事件，學生很難舉報控告，因為面對警方，學生們僅有“一面之詞”，幾乎找不到任何證人、證言。所以，所謂加強管理，這方面的問題值得著重考慮。

　　至于制度上的管理，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雖然劃出了七條師德“紅線”，包括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卻沒有明確何為騷擾，何為師生戀之類的“浪漫行為”。在這方面，很多西方國家的政策較為嚴格，比如美國，就明確禁止校園師生戀，從根本上杜絕了當事人以談戀愛為由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性侵。

　　其實，把性騷擾和性侵學生等行為僅看作師德問題處理，并不十分妥當。性騷擾和性侵，本身就是違法犯罪行為，僅以行政處罰和黨紀政紀處理是無法替代法律懲處的。當然，這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懲處難度不小，但正因如此，才需要學校的密切配合——不護短，不遮掩，為公安偵查和司法機關工作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另外，考慮到學校的特殊性，公安和司法機關對涉及師生之間的性侵案件，手段應該有所創新，譬如涉及證據等關鍵問題采取舉證倒置措施等。

　　我國民法通則中對一些特殊性的侵權案件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原則，以南昌大學的案件為例，如果按照傳統的過錯責任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確實很難為當事學生的權利提供充分救濟。而由被告，也就是大學教授承擔主要舉證責任，對原告訴訟請求所指明的性騷擾、性侵事實，用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在具體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一方也就是學生否認對方的請求，就屬于抗辯而不屬于反訴。否認，只是加重了被否認方舉證的責任，否認者并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這樣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體現了法律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也為特殊案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朱達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