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廣袤大地，約有67%為農用地，生命、文明在這里綿延不息，貧困、苦難在這里暗自滋生，見證過歷史的波濤洶涌，在時代的撕扯中跌宕變遷。田園浪漫是它，殘酷落后也是它，鄉村千面，神秘又沉默。

　　上世紀60年代，大批知識青年涌向農村這片天地，多年后又爭相離開。目前，全國43%左右的人口常駐于此，但隨著新時代的春雷震響，鄉村振興戰略的召喚，更多的知識青年為探究它而來。

　　鄉村更熱鬧了，一撥撥高校師生、科研人員來來走走，揣著疑問，也帶著技術、知識和思想，他們試圖了解真實的鄉土中國，更希望走進它，為其振興添份兒力。

　　“鄉村熱”

　　5月的甘肅，干燥，偶有風沙，穿行在貧困村中，進行定點觀測調查的張濤手機信號斷斷續續。不過對于常年鄉村調研的他來說，“失聯”已是家常便飯。

　　自2016年來到北京師范大學讀博以來，張濤參與的鄉村方面相關課題已有一二十個，幾乎每個月都要去鄉村跑一趟，長則半月余，短時也有三四天，曾被西北的風沙吹著跑，也曾被云南的冬天凍得骨頭疼，還差點在調研途中摔下懸崖。

　　如張濤這般，在鄉村進行調研實踐的高校師生并不少見，或許正在大多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發力”——眼下，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博士生白洪譚在為研究阿拉伯媒體的論文頭大時，還惦記著他的山東西村建設實驗，那里的蔬菜銷路讓他有些犯愁；浙江大學在讀醫學博士生淡松松一邊研究著癌癥、腫瘤和胚胎干細胞，還一邊在陜西竹峪鎮東大墻村進行著鄉村教育實驗，“六一”兒童節還不忘給村里小朋友發糖；中國地質大學的杜鵬舉博士正忙著為村民建日光溫室大棚……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博士生劉楠在去年8月發起成立了“探村博士聯盟”，更是聚集了一群關注鄉村建設、有鄉土調研實踐經驗的博士生，聯盟剛成立時每周都有博士生找來。目前，聯盟成員已由最初的28人擴張至58人，“博士僧”們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美國、澳大利亞等高等學府，學科背景迥異，卻一水兒地擁有自己的鄉土故事。

　　與擠破腦袋進城的人們逆向而行，他們獨自或組團來到鄉村調研、實踐，“清流”般流向鄉村、農戶。如今，這股力量似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而愈加壯大。

　　在鄉村實踐調研“老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沙垚看來，這并不是種錯覺，尤其今年很是“火爆”，“很多以前跟鄉村沒關系的老師都開始帶著學生去鄉村”。

　　自從“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畢潔穎也明顯感覺到這一變化，“一方面去鄉村調研的人多了，我們去調研時，經常有縣里或村里的人給我們說好幾批人過來調研；另一方面，研究‘三農’的機構多了，清華、北大、中國科學院大學等高校中的涉農研究院、研究中心像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突然覺得自己的同道多了”。

　　遇見真實的鄉土中國

　　為什么到鄉村來？寫論文，完成課題，“為鄉村做些什么”……緣由不一而足，但總繞不過那份對真實鄉村的好奇和探究。

　　剛開始，白洪譚對到鄉村去是有些“拒絕”的。

　　從農村到省城再到首都北京，讀博期間又去加拿大訪學……在白洪譚看來，自己的求學生涯是一個逐漸遠離鄉村的過程。如今再回到村里去，這讓他有些糾結。但在和老師的溝通中，他漸漸意識到自己所學的很多知識來自西方經驗，而非本土實踐。他所說的老師便是華人學者趙月枝教授，曾帶隊回到家鄉調查縉云燒餅產業，又被稱為“燒餅教授”。

　　在老師的啟發下，白洪譚決定，通過實踐與老師的實踐進行對話，而不是從文本到文本封閉在象牙塔里，“要讓學術根植于本土和實踐，不要那么空洞”。

　　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更為關注，鄉村振興已上升為國家戰略，與鄉村相關的課題、研究也隨之更為迫切，然而真正了解鄉村的知識分子未必很多。

　　地圖上密密麻麻的鄉村，眾星拱月般散落在城市周邊，二者的距離看似很近。但如沙垚說，當代中國不同生產方式的主體，體力工人、技術工人和白領雇員、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日益分離，一種彼此拒絕的社會階層關系正逐漸形成。

　　在國內，也能看到類似的身影，帶著成果、評估、職稱的鎖鏈，高蹈于體面和舒適的狀態和精神幻境之中。強調“在場”的知識分子，有時會在鄉村“缺席”。

　　“我們對農民真的還不夠了解，比如我們之前總覺得農民不把錢投到教育上，都是因為他們目光短淺、不理性，但真正去解剖某些家庭，你會發現這就是他們在自己的處境中最理性的選擇。”畢潔穎認為，“解剖鄉村這一麻雀，向農民學習，或許才能從中窺見真實的鄉村和中國。”

　　而越是深入鄉村之中，張濤越能體會到農民那從泥土中長出的學問，“作為研究生或者博士，如果說我們看到的是頭牛，那農民能看到牛的毛發，他們生活在其中，看得透徹。了解他們，才能細察民情”。

　　一手學業，一手鄉村

　　記者在采訪中注意到，很多人也因在調研實踐中了解到鄉村的情況，進而萌生出“為鄉村做點什么”的念頭，正如白洪譚所說，看到鄉村的真實情況后，你是拍拍屁股就走用它去換論文，還是同時留下來也為他做些什么？這是個問題。

　　白洪譚則是一邊調研，一邊鄉建。他把自己看成內嵌于各種鄉建力量之中的一種因素，在博士延期的一年時間里，他資助農民去高校參加鄉建會議；帶領幾位失去生計的雞農辦起了合作農場，建起了第一個屬于他們的冬暖棚種植有機蔬菜；舉辦讀書會，讓農民也成為涉農學術論文和學術成果的評議者；邀請國內外學生到村里和村民交流，希望通過這種傳、幫、帶的活動給村里孩子一些指導。

　　目前，作為核心項目的農場問題依然多多，但讓人欣喜的是，有自稱“多少年都沒摸過書本”的農民開始研究起生態堆肥技術，有的開始研究農業政策和貸款政策……

　　而在陜西東大墻村及所屬的竹峪鎮，來向醫學博士淡松松咨詢子女學習和教育問題的村民更多了，他所開展進行的竹峪鄉村教育實驗也漸為更多人關注。在那里，淡松松設立了竹峪鄉村教育基金，獎勵了品學兼優的學子、重視子女教育的家庭等，還組織了竹峪青年聯合志愿者協會，籌建竹峪立心鄉村書院和三農公益大講堂。而立之年的他，計劃著在自己退休前捐贈至少120萬元的兜底資金，并結合鄉友與社會資源，分10期為東大墻村及竹峪鎮提供“12+N萬元”的教育資金，希望借此塑造當地群眾重視文化教育的觀念和傳統，從而帶動發展。

　　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還有很多高校師生、科研人員在默默為鄉村做著各種各樣的努力，在研究鄉土人物、自然生態，抑或是文化文物、科技經濟等。在那里，有著理想的春枝爛漫，也有著現實的嚴寒風霜。鄉村調研實踐不易，有的不得不夜宿荒山古廟，與老鼠同眠，有的被質疑、不被理解，到處碰釘子，當然，走馬觀花、“到此一游”的人也有。

　　在沙垚看來，知識分子到鄉村去，不是“下鄉”或紆尊降貴而去，而應抱著平等的心態去鄉村，和農民打成一片。真要做到這一點，畢潔穎覺得，去鄉村不能蜻蜓點水，“像費孝通老先生當時那樣長期與農民同吃同住，深入剖析的調研現在比較少見，但我們應該學習，腳踏實地，真正地融入鄉村，提供我們的知識、思想、技術支撐等”。

　　“鄉村建設并不是做慈善，也不能僅僅靠情懷推動，在我們動用外部力量建設鄉村時，要尊重農民的主體意識，激發鄉村經濟和文化的內生力量，讓村民把鄉村振興當成自己的事情。”白洪譚認為，進行鄉村建設，不僅是“輸血”，更要讓鄉村實現自我“造血”，這是社會上的共識。

　　沙垚希望，知識分子能和人民群眾在一起，一起書寫出一個真實美好的農村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是互動的，互相影響的，在這種化學反應中可能會產出一種新的東西來，“一種新的社會的想象”。（記者 孫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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