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北礁出水明代青花菊花紋八棱小罐。
省博“華光礁1號沉船特展”展出的西沙北礁出水的宋代旋紋鼓腹小罐。
西沙北礁出水的明代小碗。
2011年省博“華光礁Ⅰ號沉船特展”展出唐宋以來“海上絲綢之路”繁榮景象。圖海南日報記者?宋國強
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對外交流和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而海南則是聯結海上絲綢之路遠洋航線的極為重要的中轉站。海南現存的眾多歷史文獻和文物證據表明，海南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貿驛站和補給地。
史上海南不僅是扼守于祖國南疆的軍事重鎮，也是擁有豐富熱帶植物資源的經濟地區。古代海南盛產各類香藥，尤以所產沉香久負盛名。加之海岸線漫長，良港甚多,特別是處于東西海洋交通要道上，決定了她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讓我們沿歷史脈絡梳理海南及南海諸島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商貿和中轉的重要作用，有著特殊意義。
唐朝及以前：
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
從漢代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唐宋時期，往來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貿易商船更加頻繁，盡管其航線屢有變化，但海南島已成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來往于廣州、泉州、揚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風港和中轉站。
漢晉以前,中國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是從徐聞、合浦等地始發,經由北部灣或海南島西岸、越南東岸通往東南亞。但經過南朝幾百年變遷，廣州日漸繁華，逐漸取代徐聞、合浦，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新的始發港。同時,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指南針等工具被普遍應用，從而使漫長的近海通航路線遠不如由海南島東部沿岸中轉，再經西沙、南沙群島通往東南亞這條路線簡便。隋唐以后，海南東部沿岸逐漸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新的中轉站。
廣州在唐代初年一躍變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國內最大的對外貿易港，海南島因為它的優越地理位置，成為自廣州港出發駛往東南亞和阿拉伯航線的必經之地，因而對外經濟聯系和交往范圍廣大。
唐朝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詳盡記載了廣州直通縛達（今巴格達）必須經由海南的航線。海南正處在廣州出發的船舶第一站和外國商船進入廣州的前哨港的位置，因此受益匪淺。
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當時海南出現了一批土豪，他們一方面作海盜，打劫海上的商船，一方面自己也做海上貿易。
鑒真所著《唐大和尚東征傳》稱，當時的萬安州（萬寧）大土豪馮若芳，“每年常劫掠波斯海舶二三艘，取物為己有，掠人為奴婢……常用乳頭香為燈燭，一燒一百余斤。其宅后蘇芳木露積如山”。乳頭香即乳香中的最高檔品，蘇芳木也是為一種名貴染料，是當時海上貿易的暢銷貨物。
這也充分體現了海南當時的主要作用只是海上貿易的中轉站，而非重要商貿地區，因而海盜才會如此肆無忌憚。
但是，此時海上貿易已經開始成規模帶動海南本土商品的輸出。據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盧葦介紹，當時的海南產品輸出共有兩種，一種是朝貢貿易，以貢品的名義輸向大陸；另一種則是普通的貿易商品。據《新唐書》記載，海南呈獻給大陸的土貢品包括金、銀、珠、歡帽、高良姜、五色藤、盤班布、食單、金糖香等類物品，其中除金、銀外，都是海南島的土特產，深受大陸人民喜愛，成為以后海南長期對外輸出的傳統產物。
而南海諸島也逐漸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途經地。1974年和1975年的兩次考古發掘了位于西沙群島甘泉島上西北部的居住遺址，出土了一批生活用的陶瓷器。
省博物館研究員章佩嵐認為，其中的唐代青釉帽形帶鈕器蓋、雙耳罐等，從器形、釉色、造型風格的特點來看，與廣東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特征接近。這從考古學方面證實了海南島及其海域作為唐代以“廣州通海夷道”為代表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繁榮。
由此可見，唐代海南不僅和大陸之間的經濟聯系和交往日益活躍，而且開始成為東西方海上貿易的節點。盡管這種卷入還比較有限，但卻為唐代以后海南對外貿易的進一步高漲奠定了基礎。
宋元時期：
成為海上絲路重要貿易區
到了兩宋，海南的海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此時，海南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有了發展和提高，但糧食、日用品和生產工具還是要靠大陸輸入。同時，隨著大陸的經濟發展，國內市場對海南的熱帶特產需求不斷擴大。《諸蕃志》記載就有約20種。這使得海南和大陸之間形成了空前活躍的雙向貿易，讓海南和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各大港口都有密切的貿易關系，這讓海南進一步奠定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的地位。
伴隨著海南與大陸之間經濟交往日趨密切的，是在東西海上貿易中海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海南除了和鄰近的中南半島上的越南、占婆等國有著直接貿易關系外，還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船躲避風暴的停泊補給地，和逃避廣、泉市舶司征稅的重要寄居港。
從宋代開始海南有了專門管理外貿商船的機構：市舶司。市舶司始于唐代，此后成為我國海上對外貿易的管理機構，設立市舶司本身就是海外貿易繁榮的重要反映。
南宋孝宗乾道九年七月，廣州市舶司就上書朝廷希望在瓊州設立市舶分司，遭到拒絕。后來，又因朝廷主管市舶的官員黃良心的創議，終于派出了一位主管到瓊州設置了市舶機構。據《諸蕃志》記載，南宋到后來在瓊山、澄邁、臨高、文昌、樂會（今瓊海）都設立了市舶機構。元朝至元三十年九月，政府在瓊州設立了海北海南博易提舉司，類似市舶司。
從宋代開始海南還確立了進出口貨物征稅，這無疑是對外貿易發展的又一明顯反映。南宋時在各海港口正式征收“船舶稅”，按規定進出海南港的商船依舟長課稅，約分為三等。
據《諸蕃志》中所記：“舶舟分三等，中等曰包頭，下等稱蛋船……打量舟之丈尺，依據經冊征收格納錢”?。這種“船舶稅”數量相當可觀。史料記載，宋熙寧十年海南各稅場稅額有個統計單，當年海南全島6個征稅機構共征稅約3892萬貫，約相當于現在的人民幣80億元。其中瓊州一地征稅就有一半左右。足可見當時海南海上貿易的繁華。
1970年代在甘泉島的考古發現，宋代瓷器的器形比唐代更多，質量較好。章佩嵐認為，根據出土文物，可以判定這是一處從唐朝一直延續到宋朝的居住遺址，他們在此獲取珍貴的淡水，前后延續約幾百年。
明清時期：
海南海上貿易最繁華時期
到了明清時期，海南的海上貿易更加發展。
許多外國商船因為海禁的原因無法在內地登岸貿易，便選擇在海南島登陸。例如，洪武七年“有番舶人貢，謊稱遭風壞舟，漂至海南”，而實質上乃是外商借口在海南進行商品貿易。
這些外國商船沒有在內地登陸貿易，而漂浮在海南附近海域，實際上是想伺機在海南登陸進行海上貿易。這些外國商船在海禁時期漂至海南，成為海禁時期海南海上貿易的重要部分。海南作為東南亞國家人貢的中轉站，常負起輔護番舶的責任。
明代因海禁和海寇活動頻繁，雖然沒有在海南設立市舶機構，但規定只有外國朝貢船只才能進入國境，并特許海南各地海船以廣州作為入國境的貢道，因而海南各處也被特許為外國貢船的寄港地，朝廷還派出了專門官員來管理相關事務。
此后海南島上各個港口的興起和繁榮，也直接反映了它在對外貿易方面的發展和變化。例如，明代海口的白沙津（神應港）地位已相當重要，成為當時中外海舶薈萃的大港口。丘濬曾撰文稱：“海口是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由于明代海南指定為經由廣州朝貢的貢道必經之地，因而停泊外國貢船的寄居港灣很多。僅據萬歷《瓊州府志》所載，如崖州之望樓港有“蕃國貢船泊于此”，畢潭港有“占城貢船泊于此”，陵水縣的桐棲港也有“番船泊于此”的種種記載。
而到了清代，海南人甚至開辟了到東南亞的航線。據潘干在《瓊山最早出洋帆船的興衰史》一文所說：“從1695年冬開始，兩艘200擔的帆船隊，從瓊山演海鄉開往泰國，到1735年，這支船隊發展到73艘，常年川走于東南亞各國之間，這便是瓊山縣最早的帆船隊”。
清咸豐八年（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英、法等四國也要求將瓊州開埠成五個通商口岸之一。海南師范大學教授張興吉認為，這些國家之所以要求將當時并不發達的瓊州開埠，正是看中了海南島重要的地理位置，因為這里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中轉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