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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南北征戰開疆拓土的漢武帝 　　

　　公元前110年，西漢元封元年。這一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47歲，在位卻已30年，“元封”是他的第六個年號，這也是中國有史記載的第一次有詔書的年號。

　　元封元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桑弘羊就任治粟都尉，領大農令，掌鹽鐵，主均輸與平準等改革，獨掌西漢財權二十三年；天文學家落下閎始創渾天之法，在中國引發了長達千年之久的關于宇宙結構的“渾蓋之爭”；司馬遷則從父親司馬談手中接過撰寫中華民族千年歷史的重任。

　　這一年，無論是大漢帝國的國運還是漢武帝本人的聲望，都達到了其歷史巔峰。

　　也是在這一年，海南島正式納入中國政治版圖，設立郡縣，進入歷史視野。

　　這一年，“海南”之名首見典籍。

　　上古時期的堯舜禹及夏商周各朝，其統治區域有限，主要在黃河流域，與海南發生政治聯系的可能性不大。春秋戰國時本島或為百越地，在本島西部有部落組織“儋耳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始征南越，在嶺南地區開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海南或屬象郡地，但由于遭遇南越的頑強抵抗，在這片新占領區域，秦王朝并沒有取得完全控制，而只是名義上的“遙領”。

　　《禹貢》不入

　　從目前考古發現的材料來看，海南島的人類社會歷史肇始于一萬年前的“三亞人”，但由于島上先民沒有文字記錄流傳，本島又遠離中原核心統治區，故先秦以前海南島的歸屬與建置情況，正史典籍均無明確記載，所謂“《禹貢》不入，《職方》不書”。惟有明清兩代海南的地方志和地理總志有各種說法，也多為數千年后的揣測之詞，莫衷一是。

　　大秦帝國的建立，結束了混亂的戰國，也終結了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高度集權。

　　但由于秦推行暴政，引發大規模農民起義，秦朝二世而亡。當時在嶺南擔任秦朝龍川縣令的中原人趙佗代理南海郡的尉（軍事長官），遂起兵并吞了嶺南三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為南越王，海南在秦末漢初時成為南越國的屬地應無懸念。

　　漢興之后，趙佗雖接受了漢朝的冊封，去帝號，但仍保持獨立地位。而漢承秦弊，百廢待興，特別是面臨北部匈奴的威脅，也無暇顧及南越。

　　直到漢武帝時期，歷經70余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實力已有很大增強，恢復秦朝疆域向外開拓的時機已成熟，特別是武帝在位前30年對匈奴取得了一系列決定性的勝利，對包括海南在內嶺南地區的統一自然是大勢所趨。

　　初入版圖

　　恰逢此時，南越國內發生叛亂，反對并入漢朝的南越丞相呂嘉殺了親漢派的國王趙興、王太后及漢使者，擁立趙建德為王。公元前112年秋，漢武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等率10萬人，分五路進攻南越。次年，未等其他三路會師，伏波、樓船二將已先行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俘獲呂嘉及趙建德，南越遂平。

　　包括海南在內的南越地區的平定，讓漢武帝心花怒放。公元前110年10月，漢武帝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于是“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為由，親率18萬鐵騎北狩，并派人捎話給老對手匈奴單于：“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矣，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漢，何徒遠走亡匿于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簡單說就四個字“不服來戰”。

　　平定南越后，漢武帝將南越國轄境內分置九郡，其中南海、合浦兩郡郡治在今廣東境內，蒼梧、郁林兩郡郡治在今廣西境內，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郡治在今越南境內，儋耳郡和珠崖郡都在海南島上，其中儋耳郡在島西部，領五縣，珠崖郡在島北部，領十一縣；因年代久遠，個別縣名已不可考證。

　　漢朝實行郡縣制，郡為最高級的地方行政建置，漢武帝初定海南，就在本島設立了兩個最高級別的郡和十六屬縣的建置體系，這一方面說明海南在當時已有一定的人口基礎，并有基本的行政框架，否則很難憑空建立如此大規模的建置；另一方面也證明當時漢朝中央政府未嘗不想把海南作為一片獨立的區域進行開發治理。

　　就在海南設郡縣的同一年，漢太史令司馬談因病滯留洛陽，未能親身見證泰山封禪大典，急火攻心，含恨而亡，臨終囑其子司馬遷繼承父志。日后司馬遷在他那部曠世巨著《史記》中，專列《封禪書》一章，其中有“東巡碣石，并海南，歷泰山，至會稽”一句。

　　據考證，這是我國現存典籍中首次出現“海南”一詞，盡管其原意指“船沿著渤海向南航行”，都不算是個名詞，但連太史公也想不到的是，“海南”這個詞千余年后會成為在他父親去世那年才進入中國政治版圖海島的專有名詞。

　　廢棄珠崖

　　公元前46年，漢元帝即位第三年，在西漢都城長安，朝臣們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辯，議論的結果將關乎千里之外珠崖郡的存廢。

　　漢朝在海南設郡置縣后，矛盾也隨之而來。《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正史上均有漢朝駐島官吏殘虐當地黎族先民的記載，如“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凌之”、“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珠崖之廢，起于長吏睹其好發，髡取為髲”。

　　這種剝削壓迫必然激起島內居民強烈的反抗，《漢書》載“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間，凡六反叛。”漢昭帝不得不于公元前82年罷廢儋耳郡，將其轄區并屬珠崖郡，然而于事無補，又過了幾年，珠崖三個縣造反；幾年后，九個縣造反；每次漢朝都發兵去平叛，但平定不久，又反，“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海南島叛亂頻仍，漢朝核心統治區關東也出了問題，珠崖廢棄是在初元三年春，就在前一年的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再前一年的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同年的四月，“關東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

　　在這種背景下，海南又反，還要不要再派兵平亂，初即位的漢元帝拿不定主意，讓群臣廷議。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的曾孫、時任金馬門待詔的賈捐之力主廢棄珠崖，羅列了八項理由，認為“珠崖不足貪，棄之不足惜”，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棄珠崖議》。

　　平心而論，賈捐之的部分理由似是而非，甚至荒唐可笑，如他認為珠崖“其民猶魚鱉”就近乎侮辱，但其中幾條卻擊中問題要害。如他認為關東“民眾久困，連年流離”、“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勞師遠征，耗費巨大，不如“專用恤關東為憂”。

　　丞相于定國也贊同賈捐之，認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費用三萬萬余，尚不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一面是可能動搖漢朝統治基礎的關東饑荒，另一面是舍棄了也不過少些土特產的海南島，而且這些貢品從其他地方也可搜刮得到，棄置珠崖對漢元帝來說頂多也就是面子問題。

　　于是在公元前46年春，漢元帝下詔稱：“珠崖虜殺吏民，背叛為逆”、“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兇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正式廢棄珠崖郡，在漢朝最鼎盛時被納入版圖，到漢朝開始衰落的元帝朝北棄置，整整64年。

　　棄郡余波

　　漢棄珠崖在海南乃至中國歷史上都影響深遠，對此的褒貶也是眾說紛紜。對海南來說，罷郡雖避免了漢王朝與當地黎族先民的沖突，但卻影響了海南長期的開發和歷史進程。同時，漢棄珠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主動放棄領地統治權的先例，此后歷代王朝面臨類似困境時，棄珠崖之事都會被一再提及。直到近現代，孫中山還把《棄珠崖議》列為我國歷史上反對帝國主義的最著名的文字。

　　漢元帝罷珠崖郡后海南島的建置歸屬問題，由于此后數百年間正史鮮有涉及，也成了一大懸案。如有學者就認為，此后海南島的行政長期處于真空狀態，未設行政機構；海南師范大學李勃教授則認為，珠崖郡被撤銷之后，在西漢時期歸合浦郡管轄，島上設“朱盧縣”，“朱盧執圭”銀印在海南樂東被發現可為例證；而東漢時期，伏波將軍馬援曾到海南島重建地方政權，建武十九年（43年），“朱盧縣”被改稱“朱崖縣”。

　　關于馬援平定交趾過程中是否到過海南，由于《后漢書》等正史對此沒有明確記載，引發后世學者爭論不休。早在宋代，貶謫海南的蘇東坡在其《伏波廟記》里就說：“非新息（馬援曾封新息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肯定馬援到過海南；而稍后于他的宋代大儒朱熹則對此觀點嗤之以鼻，“東坡晚年文雖雄健不衰，然亦疏魯問——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記中”。

　　除去政治因素，從經濟上考慮，西漢在海南嘗試建立郡縣制失敗也與當時本島較為落后的生產力不無關系。漢朝海南建置高開低走，從兩郡十六縣的規模縮減為一郡，再到一縣，其實際掌控力大大減弱是不爭的事實。但島上與大陸民間的往來并沒有停止，大陸人民還在不斷遷往島上，人口逐漸增加，耕地逐漸擴大，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的交往也日益加深，這都為日后海南重開郡縣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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