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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煥鏞

左景烈、陳念劬1932年在海南采集的植物標本。現存于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標本館。（資料圖）

左景烈、陳念劬1932年在海南采集的植物標本。現存于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標本館。 （資料圖）　

　　文記者?周曉夢?實習生?劉素雅

　　2016年底，“海南鸚哥嶺動植物博物館”主館落成，該博物館集多功能于一體，其中重要的一項功能是保管省林業廳委托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的一批珍稀動植物標本。

　　如同時光凝固，當一份份植物標本呈現在眼前時，仿佛讓人感受到和自己不同的另一類生命：葉片舒展、枝椏散開，時間只搶走了它們的色彩，卻沒能折彎細長延伸的莖干，也沒能抹掉自然在其葉面上描摹的經脈走向，對稱流緩，枯而不萎，煥發蒼老活力呼來清風，安靜地聽……

　　風聲里，藏著植物標本的秘密，過去的，現在的，還有將來的。

　　曾經，中國植物在中國未有植物學之前，早已有西方博物學家來華采集，所得大量珍貴標本保存在當時西方幾乎所有著名的標本館。海南亦不例外，在美國哈佛大學安諾樹木園標本館、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標本館等地，都存有來自海南的植物標本。在經歷了早期歐洲人前來尋花覓草、一批國內植物學家到此翻山越嶺后，時至今日，海南迎來了越來越多的植物學工作者，他們從這里的川野密林出發，探尋無限自然。

　　曾在海南采集植物的外國人

　　18世紀中葉，歐洲人開始到海南島采集植物標本。

　　1743年到1771年間，瑞典航海家艾克博格多次來到中國，到廣州、海南等地采集植物標本。此后，分類學家Fagraeus在1788年之前，在海南采集到了一種杜楝屬的植物。

　　也有研究者認為，最早在海南進行植物標本采集的外國人是瑞典人A·Dahl。他在1790年之前在海南采到光葉巴豆、矮紫金牛，并送給植物分類學鼻祖林奈的學生馬丁（Martin?Henrichsen?Vahl）。

　　隨著踏足中國的外國人益增，其中部分人對中國植物的采集研究頗有興趣，通過采集制成標本，帶回歐洲。其時公認的中國植物學專家、英國駐廣州副領事漢斯（Henry?Fletcher?Hance）是其中一位，1866年，他曾到海口、瓊山等地采集植物，發現了槌果藤、紅鱗蒲桃、海南茄等新植物。

　　由于漢斯交友廣泛，且是個“植物控”，這使得后來很多到海南采集植物的外國人都與他產生或多或少的交集。身為漢斯的好友，英國人辛普森（T·Sampson）曾兩次到過海南、廣東等多地，共采集植物標本1800多種。幾乎同時，法國傳教士賴神甫（J·M·Dalavay）也到海南、廣東等地采集標本，所采的標本存放于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

　　在那幾年間，關于前來海南尋花覓草的外國人的記錄有增無減。英國外交官史溫侯（R·Swinhoe）1868年因其他公事到海南時，曾在全島范圍內采集動植物標本，并把采集到的植物標本送回英國進行研究。

　　查閱相關資料，19世紀中后期到海南進行過植物采集的外國人數量不少，采集的植物數量也頗多。比如在1889年，愛爾蘭籍海關官員奧古斯丁·亨利（A·Henry），在瓊停留了4個月，采集了將近800份海南植物標本，其中有牛大力、指甲花、藍睡蓮等為大家所熟知的植物。這些植物標本至今仍保存在美國哈佛大學安諾樹木園標本館、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標本館和愛爾蘭國家植物園標本館中。

　　梳理早期在瓊采集植物的外國人身份，不難發現，其中多是來華的傳教士、外交官、海關官員、航海家等。他們熱衷于多地采集植物，但并非專門研習植物專業，而是基于個人興趣或選擇而生發出的一種行為。這可能與當時“博物學”的發展不無關系?。

　　海南植物迎來中國植物學家

　　有資料顯示，博物學傳統從19世紀末開始逐漸衰落。缺少定量分析的博物學，在科學研究日益精細化、職業化的大趨勢中顯得格格不入。但植物學、動物學與礦物學作為博物學的三大分支倒沒有衰落，但其研究方法也漸漸脫離了博物學傳統。據了解，20世紀初期，隨著植物學知識在我國的傳播，我國植物學家才開始在海南島進行大規模的植物采集。

　　1918年起，中國近代植物學的開拓者鐘觀光先后到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島等地，大量采集植物標本。時任北京大學理預科副教授的他，專門負責植物標本的采集工作兼植物學實習課和講授植物學。具備專業知識背景下的采集，更加系統，也更加全面。

　　此后，像鐘觀光這樣具備專業知識背景的國內植物學家們的足跡也隨即深入海南。

　　“抵粵之初，即與所主任陳煥鏞教授計劃海南采集之進行，誠以該島森林豐富，植物種類必多，首值得吾人注意者。”原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即現中科院華南植物園）學者左景烈在《海南島采集記》中這樣寫道，當時他們初步計劃，從海南島南部開始，用兩年時間進行植物調查，繼而再轉到北部地區……

　　原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以及所里的陳煥鏞、左景烈、陳念劬、梁向日等一批專家，為海南植物標本采集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1932-1934年間，該所曾組織4次大規模的采集，主要在海南南部進行，3年共采得標本11483份，所采的標本存放于現華南植物園標本館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南植物園還曾在海南專設工作站，在萬寧等地采得大量標本，逐步推進植物種類調查，編輯《海南植物志》、《廣東植物志》。一批又一批專業知識背景過硬的植物學家，先后來到海南，不僅開啟了這片土地的“植物大發現”，還為我省與全國植物分類學的發展注入推動力。

　　海南植物采集不斷有新發現

　　時間的齒輪轉到現在，盡管已有不少前人在海南進行了大量的植物標本采集、研究工作，但扎根土地的植物研究精神和理念一脈相承，海南植物采集仍然不斷有新植物被發現。

　　去年9月，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和香港嘉道理中國保育的研究人員在國際植物分類學刊物《PHYTOTAXA》（在線版）上聯合撰文，描述了在海南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發現的兩個川苔草科植物新種：鸚哥嶺飛瀑草和道銀川藻。

　　幾乎相隔不到半個月，海南醫學院藥學院教授曾念開和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科研監測科工作人員蔣帥，經過多次的野外考察，在鸚哥嶺發現牛肝菌一新種。

　　“我們最早是2009年，在鸚哥嘴好漢坡的林地內發現海南黃肉牛肝菌生長，2013年和2015年又先后在好漢坡和鸚哥嶺南開鄉采集到標本。”曾念開說，他們通過多次采標、做科學比對等系列工作，對該種進行相關的物種描述和研究鑒定，歷經7年，研究最終發表出來。

　　如今植物研究者，雖然上山采集的條件不再那么簡陋，裝備齊全，有著數碼相機、GPS等現代化設備，背著防雨避潮的帳篷以及充足的干糧，但不論是與早期的外國采集者相比，還是與上個世紀國內的植物學家相比，他們之間的采集方式、工作態度并沒有太多本質的不同——同樣需要耐心、嚴謹，甚至需要一點“執拗”。

　　“我當時就是想，要能有一本配圖的植物志該多好。”海南大學熱帶農林學院教授楊小波說，他自1992年開始著手準備《海南植物圖志》，從2005年組建海南省內團隊到組建國內團隊，用23年完成圖志，實現了海南植物學的“按圖索驥”，也實現了自己當初的想法。

　　對于一批又一批的專業“植物控”而言，這份想要收藏海南綠色、解密植物秘密的清單是越拉越長，也越來越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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