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經折裝古籍。
“我們今天所談的悠久歷史、燦爛的文化怎樣體現？靠的就是這些古書。我總想告訴別人，美之所以為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古籍收藏家韋力曾在《古書之美》一書中撰文講解古書版本、紙張、裝裱、刻印等方面含蘊的精致之美，引導讀者從古籍中體會中國悠久傳統文化的內在力量。
4月22日，“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圖譜展”在省圖書館展出。
凈手焚香，虔誠恭敬地拿出一本書，懷著對萬物和天地的敬畏之心開啟一場閱讀之旅……這樣略帶儀式感的古籍閱讀體驗，對我們現代人而言，已太過遙遠而奢侈。被手機、互聯網等高科技裹挾的我們，該如何欣賞古籍之美呢？
古籍之美，美在內容
在瞬間永恒中，傳承中國文化
古籍之“古”，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時間，1912年1月1日以前出版的圖書，才能被稱為古書；二是指中國文化獨特的審美趣味，古并不只是古代的“古”，還體現了中國文化對永恒感的追求。“古籍之古，是一種文化傳承，是瞬間永恒的妙悟境界在文化中的落實。”省圖書館地方文獻與古籍部主任喬紅霞解釋道。
在她看來，古籍之美，首先美在內容。以海南為例，我省約有24100余冊古籍，內容覆蓋經、史、子、集、叢五大部類。既有“國寶”級別的《昌黎先生集》，由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先生所撰；也有樂嗣炳先生捐贈的《宋史》，系《二十四史》之一，不僅是海南年代最為久遠的古籍，還有較高的歷史研究價值；而《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則收錄了蘇東坡的諸多詩詞、散文、手書，品味可嘉。
“正是那些偉大心靈寫下的偉大經典，才是我們真正的老師，才是我們文化生命的根基與開端。”海南省國學教育協會執行會長張楊認為，古籍為我們提供了接觸偉大經典的機會，沒有這一“根基”，文化生命之樹就不可能枝繁葉茂。
《四庫全書》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清代乾隆間戴震、劉統勛、紀昀、朱筠、翁方綱、姚鼐、盧文弨等360人歷時十年編成，收書3503種，共79337卷，從先秦到乾隆的重要典籍基本被囊括殆盡，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
“我們現在之所以提倡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正是因為現代人仍需要閱讀傳統經典作品，從中汲取有營養有價值的內容，使之服務于現代生活。”喬紅霞說，古籍是記錄傳統文化的載體，可以從中獲得有關中醫、古代建筑、古代文學等方面的知識，這些都是準確的第一手資料，值得后人研究學習推廣。
“古籍在校勘、用紙、裝幀、刻印等角度，體現了國人在文明傳承方面用心的極致，它不只是知識的承載物，還是一種藝術品。”詩人茱萸喜讀古書，在他看來，時間賦予古書以獨特的光澤和價值。
古籍之美，美在版本海南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卷軸裝古籍。
在善本中，體會“老去詩篇渾漫與”
提到古籍，人們常常聽到“善本”的說法。何為善本呢？簡言之，“好的版本”。據海南大學副教授、古代文學博士李彩霞介紹，現存古籍中，凡具備歷史文物價值、學術資料價值、藝術代表價值，或雖不全備而又流傳較少者，都可視為“善本”。
書有水、火、兵、蟲“四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學術思潮，且隨著時代的推移，越古老的書收藏難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疇也隨之改變。如，乾隆60年（1795年）以前的古舊本，禁書、罕見本、海內孤本之類的稀見本，“精校精注，不缺不訛”的精校本，能夠反映古籍印刷技術水平的精刻本等等，都可看作善本。
誠如清末藏書家葉德輝所說：“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國朝（清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不僅可以看出善本范疇之變遷，又能看出古籍版本的分類。如按時代劃分，有兩種分法：一種是以朝代分，有唐寫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與清刻本；另一種以建元分，有南宋紹興本、元大德本、明萬歷刻本和清乾隆抄本。
近日，記者在海南大學圖書館見到《中華再造善本》，1300種古籍善本被分為五編，自唐迄清分為《唐宋編》《金元編》《明代編》《清代編》《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編》，每編下以經、史、子、集、叢編次，最大范圍涵蓋中華文化典籍的精髓。“《中華再造善本》雖不是古籍，但都是一比一復制的善本，可以借此來認識了解古籍之美。”喬紅霞解釋道。
據李彩霞介紹，唐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經、字書和歷書等，到了北宋，刻本才逐步取代寫本而成為書之主流。“宋人刻書態度嚴謹，刊刻和印刷水平精良，用紙用墨也很是考究，再加上古代能藏書的多是士大夫階層，這些人中許多是大文豪，藏書上有其題跋、藏書印，每一本古書都是一件藝術品。”收藏家焦涌感慨道。
藏書用印，在于征信，以示某書曾為某人所有。許多優秀的書目都把藏書印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著錄，原因有三：第一，用以查證一書的流傳源流；第二，用以判斷一書的版本，印章和版式、行款、字體、紙張都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第三，藏書印具有獨特的藝術審美價值。
常見的藏書印有姓名印，如明代錢謙益的“錢謙益印”；有收藏鑒定印，如明代毛晉的橢圓形印“宋本”；也有閑章印，如清代藏書家陳鳣的“得此書，費辛苦，后之人，其鑒我”。“閑章多用于表達藏書家的志趣愛好，以及得書的心情、人生觀等。”焦涌說。
“古籍的紙張、字體和版式都呈現出一種人在場的氣息，這樣的書，是有著呼吸節奏的。古代不像現在的排版印刷技術那么先進，可以做到本本一致，但正是那種人在場的‘誤差’，使得每本書都獨一無二。”作家林森認為，古籍熬過時光腐蝕，本身就具有讓人動心的滄桑之美。
古籍之美，美在形式
古籍裝幀與中國美學精神一脈相承
古代人對讀書懷有敬畏之心，這亦體現在古籍的編纂設計上。“古籍原本之書寫方式，比如豎排，比如無標點，這種看似不方便的閱讀形式就是為了拒絕快餐式的翻閱，使得讀書人必須以迎接的姿態，來回反復的溯洄與溯游中，才有可能與古籍發生感通，從而能夠更深地進入到古籍之中。”古典學學者顏清輝介紹道。
從古籍的裝幀形式來看：最早的裝訂形式是簡策裝，戰國至西漢最為流行，東漢、魏晉仍然使用，簡策多在第一枚簡上寫篇名，或在篇名簡前留一二枚空白簡，稱“贅簡”，類似現在的封面；卷軸裝則是應用最久的裝訂形式，故成語里有“黃卷青燈”等說法。
由卷軸裝向冊頁裝發展過渡期間，出現過旋風裝與經折裝。其中，旋風裝是唐代中期開始出現，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就是這種形式；經折裝起源于唐代，流行至今，像佛經、奏疏多采用此種方式。
“古書的每一卷軼的設計都遵循著古典的審美情趣與標準，從視覺上看，要有極簡主義的豐神，有點類似宋瓷之單純高潔之美及天然之趣，讓人感覺有一股清靜之氣撲面而來，故摒棄花哨、繁瑣、火氣等輕佻之裝飾效果。”藝術家王家儒認為，古籍邊緣裝訂之處，其線的長短、間隔很講究，嚴格按形式美的排列組合，從側面看其黑白對比、線的穿插也如一幅繪畫作品一樣恬然悠遠。
我們所熟悉的線裝，其實是明代中期以后盛行的裝幀形式。在此之前，宋元兩代流行過早期的冊頁形式蝴蝶裝；宋末開始出現過包背裝，并從南宋一直流傳至清朝末年，這種裝幀形式比較莊重典雅，故這一時期的官府抄本，幾乎都是包背裝，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
“古籍的排版也非常講究，要留天地，一方面以便讀書人批注，另一方面其上下左右間隔與頁面文字也要形成一種視覺上的虛實相生的空間，讓人有一定舒適感。加上其紙質有吸墨性，印上的文字也顯得沉穩與圓勁。”在王家儒看來，古籍的版式結構也完全符合中國書法的美學精神。
“古籍是承載古代思想、生活和文化的載體，它穿越時光的隧道來到現代人的面前，需要我們用更加鄭重、虔敬的心去欣賞。”海南大學學者、文學博士汪榮將古書視作時間的禮物，觀之如微云卷舒，渾然天成，不僅可以從中感知古典之美，體會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還能與先賢進行一場古今對話，令人心向往之。(文記者徐晗溪 圖記者 宋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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