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沉香。（資料圖）
闖一條航路
文獻記載，海南島與浙江的關系歷史悠久。據唐代房千里所著的《投荒錄》中稱：“當海南五郡泛海之路，頗有廣陵、會稽賈人循海東南而至，故吳越所產之物，不乏于斯”。這里的“會稽”，即今天浙江紹興一帶。
相比于輾轉各省的陸路，海運自然是古代浙江與海南商貿往來最便捷的途徑。正德《瓊臺志》記載了明代從海南達于內陸各地及他國的“外路”，其中“福建則七八日，浙江則十三日”。13天便能從海南去到浙江，還能拉上滿滿一船貨物，這時間效率是陸路所不能比的。
到了宋代，來海南的商賈“多販牛以易香”。史志記載：“賈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值）或至萬余緡。”也正是因為海南與大陸在經濟上相互需求的增長，決定了入宋以后海南與大陸之間貿易的空前活躍。由上可見，當時海南主要是與浙江余杭等地區有了較為密切的貿易往來。
據正德《瓊臺志》記載，到了元代，瓊山府城外的學前水“古通蕃舶，元初，閩浙商舟皆入至城下，至元三十年（1293年），海南島設立海北海南博易提舉司，負責按市舶條例征稅。”可見當時已有浙江的商船直接開到了府城城外，貿易的活躍程度可見一斑。
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扼守南海航道咽喉的海南島，上千年來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驛站，過往船只在這里寄泊、避風或補給后，繼續駛向更廣闊的大海。而浙江在古代恰好也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
明清之時主要有兩條航線經過海南：一是東南亞—海南—廣州或泉州（經瓊島向海外諸國輸出較多的是粵、閩、浙等地出產的瓷器、銅錢等，從東南亞輸入的主要是珍珠、香藥等）；二是海南（輸出本地產沉香、黑糖、玳瑁等）—廈門—福州—寧波（載當地產瓷器、絲、布等）—日本長崎（從日本輸入棉紗和棉制品等）。
第一條航線中販運的商品中有浙江出產的商品，第二條航線則直接將海南與浙江寧波串聯在一起，是兩地商貿往來的直接印證。
做一份生意
《華夷變態》是日本江戶時代前期長崎奉行上報給德川幕府的中國形勢報告書的文件匯編，也可以說是清初政治、軍事及社會動態的情報匯編。《華夷變態》中記錄了不少中日間商貿往來的細節，其中不少反映了普通老百姓與瓊浙貿易往來相關的故事。
《華夷變態》記載，康熙十年（1677年），生于浙江長于浙江的老百姓朱仲楊，因為經商來到瓊州定居。康熙十八年，受當時海上貿易的利潤驅動，加上經商攢下的積蓄，朱仲楊開始建造自己的商船，準備東渡日本進行商品貿易，經歷了一次出海失敗后，康熙二十年，朱仲楊又裝載沉香等許多土產，在七月十日從海南開船，并最終順利到達日本。
康熙二十五年（1696年）的正月間，又有一艘船從浙江寧波出發，來到海南交易。在海南停留數月后，這艘船在五月十九日出發，于六月十八日到達浙江普陀山停泊，并在當地購買了絲、零貨等商品。裝好以后，就在同月二十六日開船到日本。
可見當時往來于海南、浙江、日本的商船貿易已很常見。當時海口港是海南島與大陸相距最近的海港，康熙年間幾乎每年都有閩浙商人從此北上，經臺灣、廈門，前往日本。后來清政府粵海關在此設立正稅口，管轄全島九個小口。道光年間，瓊州府十口稅收銀33800兩，僅海口就占了12700兩。
除了直接的貿易往來，瓊州與浙江之間的商貿往來很多時候被福建、潮州一帶的中間商賺了差價。
潮州商人在海南與內地的商貿中起了很重要的中介作用。據記載，當時潮陽城東的海門城為全縣門戶，“為瓊南、廣、惠、閩、浙、江蘇商船往來之要口”。海南商船不僅于潮州貿易，潮商更是不斷將江南的物品販運到海南銷售，然后從海南收購特產運到北方。“一來一往，獲息幾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海南出產的木棉布、棉花等大量被商人海運至兩浙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寧波，再分銷至江南各地，特別是南宋行都臨安。據《寶慶四明志》載，南宋中期浙東慶元口岸輸入“外化蕃船”運來的商品有八十余種，其中“海南、占城、西平、泉（州）、廣州船”運來的商品有七十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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