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灶墩窯青黃釉碗。
如果游客在2004年之前去東坡書院參觀，還能在載酒堂大殿內看到一個被稱作“酒酲”的陶罐。后來書院考慮到陶罐質地容易受到破壞，為加強對文物的保護力度，將陶罐收進了庫房，不再供游人參觀。這件神秘的陶罐與大文豪蘇軾有關系嗎？在海南其他地區有沒有發現過類似的文物呢？
儋州東坡書院發現的花瓣紋陶罐。
“酒酲”與載酒堂
古時文人多好酒，東坡亦不能免俗，其筆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和“觥籌交錯，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等都是酒醉后寫下的名句。緣于東坡“酒徒”的名聲太盛，近日，儋州市文物工作人員在整理東坡書院所藏文物時，對這件原定名為酒酲的陶罐的年代提出了質疑。陶罐原定為明清時期器物，東坡是宋人，那陶罐為何發現于東坡書院？由于早年對陶罐的斷代并無確切的文獻和考古資料的佐證，不得不讓后人產生疑問：此件陶罐的年代會不會早到宋朝，為東坡喝酒時曾用呢？
說起喝酒，不得不提東坡書院的原名為載酒堂，此地宋時位于儋州逸士黎子云舊宅處，據道光《瓊州府志·建置志》的記錄：此地“水竹幽茂”，東坡與知軍張中載酒訪黎子云，黎子云等人設宴款待，席間坐客欲“醵錢作屋”，“公慨然許之，名曰載酒堂”。
“載酒堂”的典故出自《漢書·揚雄傳》，其中記有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說的是揚雄辭官后歸家，由于家中貧困但又好酒，故而來求學的人常會帶著酒肴。另外揚雄對金文等古文字研究頗深，亦有不少人來問字，“載酒問字”的成語就來源于此。此后“載酒問字”常用來表示某人有學問，很多人登門求教。《論語·述而》中又記有：“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所謂“束脩”，一般認為是說孔子教徒要收十條臘肉。來求教東坡的學子，從中國傳統的禮節來說，自然不會每次都空手而來，帶些酒食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在載酒堂是有可能發現酒器的，不過宋代的陶質酒罐保存到現在可能性太小。
澄邁碗灶墩窯花瓣紋陶罐。
欽帥泉的年代
東坡書院的這件陶罐發現于1985年，當時由儋縣（現儋州市）人民政府出資，書院的管理部門對東坡書院內的欽帥泉古井進行了修復。修復過程中，工人們在井底發現了四個陶罐，他們誤以為陶罐中藏有寶物，偷偷抱走三個并打碎，結果發現罐內都是空的。管理處工作人員得知此事后馬上趕去向工人索要，并將僅剩下的一個收起來保管好，也就是現在東坡書院所藏的這件陶罐。
東坡書院的這件陶罐原定名為“酒酲”，“酒酲”意為酒后的醉態，作為器物名稱并不準確。這件陶罐口徑11.5厘米，底徑16厘米，高33.5厘米，相對較小，為磚紅色發灰的陶胎，直口，大圓唇，長頸，豐肩，頸、肩相接處均勻分布有四系，弧腹下收至底，平底。肩部飾以數圈弦紋，腹部自上而下飾以較大的花瓣紋。陶罐表面呈黃色，很多人誤以為是施以黃釉或涂抹有黃色的陶土，但實際上經景德鎮陶瓷考古所的李軍強老師研究發現，這種黃色是醬釉未燒熟的狀態，這種現象在海南很多古窯址中都有出現。以澄邁縣美楊村發現的一件醬釉四系罐為例，可以明顯看到肩部呈現未燒熟的黃色和燒熟的醬釉共存的現象。
要搞清楚這件陶罐是不是東坡當年喝酒用的酒壇，首先要確定陶罐的年代是不是宋代。僅從陶罐的器形、紋飾等來看，并沒有明確的年代信息。不過陶罐既然是在東坡書院欽帥泉井里被發現，那欽帥泉井的年代肯定早于陶罐。由于早期的州志散佚無所考證，欽帥泉的年代眾說紛紜，一說東坡先生謫居儋州時，常與當地學子相聚于載酒堂，為烹茶煮酒，談詩論文，特掘此井。后年久堙凅，到了明代，儋州知州陳榮選重加修浚，并命名為“欽帥泉”。一說該井是元代重修載酒堂時挖建的，因東坡曾當過幾天兵部尚書，故命名為欽帥泉。民國《儋州志·建置志》中采用清代王時宇《海外集》的記錄：明代儋州知州陳榮選曾修葺過載酒堂，“復于祠左建欽師堂，為諸生會文之所”，《欽帥泉碑銘》中有“欽帥泉主任惠谷子榮選”，指明欽帥泉的主人是陳榮選。這里對于“欽帥泉”的名字還提出疑問，認為原來可能是“欽師泉”，為刻石之誤寫成“欽帥泉”。東坡在載酒堂談詩論文，確為瓊地學子的老師，“欽師泉”一說倒也有合理之處。
從這些資料來看，欽帥泉至少在明代萬歷年間就已出現。即便欽帥泉真的在宋代就已出現，考慮到元代和明代存在修浚，以常理來說既然是修浚，應會將井中的陶罐取出，所以陶罐在明代以后被放入的可能性很大，陶罐更可能為明代以后的器物。
澄邁美楊窯醬釉四系罐。
海南古窯中的帶系陶罐
筆者在進行古窯址調查時，在澄邁縣的碗灶墩窯址還發現過一件與東坡書院所出的這件陶罐無論是器形還是紋飾一模一樣的陶罐殘片。如果能確定碗灶墩窯址的時間，或許可以推斷東坡書院陶罐的年代，但遺憾的是碗灶墩窯址沒有進行過考古發掘，只對調查到的一些器物進行簡要的分析斷代。
這種長頸四系的陶罐（較大的稱為陶甕）在海南島古窯址是比較常見的造型，尤其是在海南西部市縣如東方、樂東和昌江等古窯址中多有燒造。東坡書院這種陶罐上類似大花瓣的紋飾應屬于幾何紋飾的一種，是海南島帶釉陶器上最常見的一種裝飾，比如窯上村窯的一件陶罐殘片上的蕉葉紋等，基本都是這種粗線條的描繪，在相對較大的器物上描繪這種大花大葉紋飾，從中也能看到當時工匠在創作時的智慧。另外不少陶罐上還可見貼塑的裝飾，常見的有蛙紋、龜紋、螃蟹等，尤其是蛙紋，不僅在陶罐上常見，還常常作為主要圖案出現在黎族的傳統服飾黎錦上。海南是熱帶季風氣候，水量充沛，這些水生生物的裝飾是海南獨特的氣候和海域風情在器物上的反映。
從現有的考古資料和一些民間的收藏情況來看，海南古窯址中燒造的這種帶系陶罐（陶甕）不都是同一個年代的產物，應具有一定的時間延續性。最早不會晚于宋元時期，到了清末民國還在生產。從釉色上來看主要以醬黃釉、醬釉、褐釉等深色釉為主，東坡書院的這件陶罐的釉色如果燒熟的話，估計也為或深或淺的醬釉系列。已發現的這種四系罐基本都以陶胎為主，表面施釉，和陶瓷史上所謂的“釉陶”不同，屬于帶釉陶器的范疇。
從表面看這件東坡書院所藏的陶罐，造型和裝飾在海南古窯址燒造的眾多帶釉陶罐（陶甕）中并不算出眾，但因為出土于東坡書院的欽帥泉，也就被賦予了重要的文物價值，對于東坡書院的歷史和海南古陶瓷的研究都有著重要意義。
昌江窯上村窯陶罐殘片上的蕉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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