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走向成熟的試驗期。在這個難得的機遇里，大臣們沒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師，更不得擅自懲罰和殺戮老師等定為行規，這是先秦時代的大臣們的重要失職.

　　魏文侯精通樂音田子方為何笑話？

　　我們再來看一則魏文侯的故事。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文侯曰：“善。”（《資治通鑒》卷一）

　　魏文侯陪田子方喝酒，旁邊有編鐘奏著舒緩的樂章。文侯對樂器十分在行，聽出了左邊鐘的音調稍高了一點。田子方笑了。文侯問田子方笑什么？子方告訴文侯說：“我聽有見識的先生們說過，當君主的，只要知道誰能充當主管音樂的官員就夠了，不必一定要懂得樂章和樂器。現在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音樂本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只怕您因此忘記了辨識什么樣的人才適合作樂官哪！”文侯聽了以后，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說：“您說的對呀！”

　　田子方（資料圖）

　　這段故事看上去很簡單，實際上也蘊含了相當的內涵。懂音樂和知道誰懂音樂，這是兩回事。如果把目標放在通曉音樂上，那么你自己可以成為音樂家。要是把目標放在了解誰真正懂音樂，就可以選派適當的人去從事音樂、主管音樂的事宜。以國君而論，他作為個人，懂音樂自然可以使自己有所消遣（姑且不論更高的層面），獲得相應的輕松或者感性生活的滿足。但那只是他個人的事情。若以他的國君身份而論，他的目標在于治理國家，要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這才是他的職業目標。懂不懂音樂，實際上并沒有多大關系。只要知道誰懂，委派他主持這項事業就可以了。

　　我想，當我說到這里的時候，肯定有同學會問：“自己不懂音樂，怎么知道誰懂音樂呢？”這個問法看似有道理，實際是個假問題，事實上并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不懂音樂的人多，但我們不都知道貝多芬、施特勞斯、柴科夫斯基是音樂家嗎？我們不都知道盛中國的小提琴《梁山伯與祝英臺》拉得最好嗎？國君以天下為耳，以天下為目。天下人所知，即是國君所知，何必一切事情都必待自己親自懂得，而后才能做出判斷呢？國君通觀全局，主持大政，細小的環節不必一一精通，甚至不要去一一精通。如果追求在細小的環節上處處精通，反倒會妨礙對整體和大局的把握。過去有句話，叫做“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能讓你的判斷擱淺在具體的細枝末節上，這樣會耽誤國家大事，而且因為過于細密的參與，還會形成具體部門對自己所負責的事情的干擾，從而使得具體的執行者慢慢懈怠下去。為什么？你不是都懂嗎？那你就來直接過問好了，你定好了，我們就執行唄，何必我們再去浪費心思？

　　國君雖然擁有無上的權力，但是這個權力的行使，也應該有界限。行使權力經常出界的國君，絕對會形成具體執行者的懈怠和偷惰。國君喜歡作詩，就會傷害詩歌藝術；國君喜歡自己彈奏，也會傷害音樂藝術；國君喜歡細枝末節，大臣們就不必兢兢業業了。中國在漢朝初年崇尚黃老哲學，推行無為而治的方針，使得社會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因為國家不插手具體事務，社會經濟反倒自己恢復和發展起來了。這是為什么？你不管，他就會自己管；你要管，他就不必再管。就算你真懂音樂，你能真懂繪畫嗎？還有更多的，尤其是農業，社會治安、民心風俗等等。事必躬親，絕對不應當成為行政的原則。身在具體行業內的人士，肯定比你更了解實際情況，更能想出有效的辦法。這是田子方的高明，魏文侯確實不同凡響，一經點撥，便很快醒悟過來了。

　　但是這段話語中，有個詞用錯了。就是田子方對魏文侯講話，不應當以“臣”自稱，因為他是魏文侯的老師，應當稱“某”才對。如果中國的史書中，皇帝的師傅在對皇帝講話時都以“某”自稱，而不是用“臣”自況，那么中國的歷史，就會是另外一種樣子，后來的當政者，也就不敢不可一世了。老師不是臣子，說錯了，皇帝也不能治罪。老師就是老師，老師既不能自甘臣妾，皇帝也不能以臣妾待之。這是天理！違天逆理，天將禍之！

　　老師面對君主時自稱“臣”，只在一種情況下是合理的，那就是他接受了國君的任命，成了他手下的官員。因為田子方只是魏文侯的師傅，沒有成為他所任命的官員，所以，他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在面對魏文侯時以“臣”自稱。

　　一次，田子方乘車行進在魏國的大街上，魏文侯的太子，就是不久之后的魏武侯，剛好也乘車在眾嘍啰的簇擁下經過。這位魏武侯深受父親影響，也打心眼里尊重賢達。見到田子方經過，趕緊把自己的車子停在路邊，下車跪伏在路邊上，給田子方行禮，讓田子方先通過。田子方不給他還禮。魏武侯當時很生氣，就對田子方說：“到底是富貴者可以對人傲慢呢，還是貧賤者可以對人傲慢呢？”那話語的意思非常明顯：像我這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身份，對您還這么謙恭，你只不過是個貧賤的讀書人，怎么可以對我這樣傲慢無禮！

　　田子方回答說：“只有貧賤者，才可以傲慢地對待別人，富貴者怎么敢于對人傲慢無禮呢！”這話聽起來很違背世俗的常識，不僅魏武侯沒聽懂，跟前的人們誰也沒聽懂。田子方接著說：“國君要是傲慢地對待他人，就會丟掉自己的國；大夫（大官）要是傲慢的對待別人，就會毀喪自己的家（官位、世族勢力之類）。失掉了國的君主，就沒有人再把他當君主對待；丟掉了世家勢力的大夫，同樣沒人再像從前一樣待敬他。可是那些貧賤的讀書君子卻不一樣，如果他們提出的建議不被采納，國家的行為跟他心中的理想不相合，他們就可以轉身而去，連招呼都不用講。他們到那里，不都還能保住像現在一樣的貧賤嘛！”魏武侯聽了田子方這樣一段話語，幡然了悟，深深地給田子方鞠躬，表達了受到教益的由衷謝忱。（這段故事的原文是：“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田子方原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史書上所載他對魏文侯稱“臣”的話語，不應該是他說的，而是史官改篡的。這些可惡的史官，循規蹈矩，以為君臣關系最重大，不知師生關系更了得！更不知道師生也好，君臣也罷，其相互關系的要害都在“道”上。離開了“道”，什么關系都不重要。不過史官這一改，至少在以文字為載體的文明傳遞過程中，君臣關系就比師生關系更重要，甚至更首要。老師在皇帝面前的尊嚴沒了，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的“驕貴”也不見了。權力從此大得沒了邊際，成了毫無限制的邪魔，在人世間暢行無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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