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用英文寫給鄧廣殷的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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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號家中的所有藏書移交給恩斯特·鄧作紀念，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這是右圖中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內容，寫于1975年，也就是宋慶齡遭遇“地震”之前。后來，鄧廣殷將這批書捐贈給了國家，如今，在上海的宋慶齡故居中，留存著遺囑中所說的珍本藏書4900多冊，其中很多書出版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她從不忘記別人給過她的幫助，真誠地向每一位幫助過她、為她做過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當被問及當年收到遺囑的心情時鄧廣殷說。
在上海宋慶齡故居陳列館，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被刻成了牌匾，靜靜地陳列著。大多數參觀者往往不會注意，當然更不知曉這份曾密存于瑞士銀行保險箱中的遺囑的來龍去脈。
在遺囑中，宋慶齡將自己北京和上海兩處住宅中的全部藏書作為回報，贈送給鄧廣殷。而在宋慶齡的全部私人財產中，這是最珍貴、最有價值的部分。宋慶齡一生喜歡讀書，因此，很多朋友贈書給她，她也喜歡收藏書。宋慶齡故居的這些書跟隨宋慶齡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其中有很多中外書籍今天已經絕版了。僅在宋慶齡上海故居，共有藏書4900多冊，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理論、文學、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類。除中文外，還有英、法、日、德、俄、希臘、朝鮮、拉丁等17種文字。其中很多書出版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年代最早的是1811年出版的文學書籍——英文版的《弗羅麗達的故事》。
鄧廣殷是何許人也？為什么宋慶齡要把珍貴的藏書全部饋贈給他？
20多年間，關于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我曾聽過多種版本。《世紀》雜志2008年第2期刊登過《執行宋慶齡的遺囑秘聞》一文，也提及此事，但沒詳述原委。
鄧廣殷獲贈宋慶齡全部藏書絕非偶然
筆者在中國福利會工作，熟知鄧家父子；又因工作關系，與鄧廣殷經常來往。交往中，我感覺鄧先生為人低調，對宋慶齡感情很深。他曾讓我注意宋慶齡獨特的筆跡、書寫習慣和書法風格。他說，宋慶齡習慣并喜歡使用一種筆，但國內沒有，長期以來一直由他提供。但是他閉口不談遺囑之事。
第一次聽鄧廣殷本人講述宋慶齡給他的遺囑，是2007年12月在海南文昌的維嘉國際大酒店。為了表彰鄧廣殷熱心慈善，捐資助學，我請電視臺記者對他做個專訪。在介紹他時，我特別指出，宋慶齡與他關系很不一般，把全部藏書作為遺產送給了他。接著我的話題，他笑著告訴我，這里面有個故事，并簡單陳述了一遍。可惜，當時我忙于其他事務，沒有就細節追問，他也沒有詳談。
2009年12月，我在翻閱鄧廣殷新近捐出的宋慶齡寫給他的信時，發現其中一封提到了遺囑，引起了我的興趣。于是，我特意請鄧先生詳細講述了相關的故事。
鄧廣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鄧崇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委員，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第十四屆宋慶齡樟樹獎獲得者，也是中國福利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的領導人鄧文釗之子。
鄧家與廖家是親戚。鄧廣殷的母親何捷書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鄧文釗早年讀書時曾與在香港避難的廖夢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對于年齡相仿、閱歷豐富且具傳奇色彩的廖夢醒與廖承志姐弟十分欽佩。特別對表兄廖承志，佩服得五體投地，言聽計從。據鄧廣殷講，父親一直教育他要以廖承志為做人的榜樣。連讀書，都要進廖承志的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