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親友們的合影
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鄧廣殷突然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緊急通知和機票，讓他即刻趕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慶齡病危。鄧廣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趕往北京伺候在側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視，直到5月29日宋慶齡去世。他參加了守靈、悼念等等活動。當年宋慶齡讓他勿將遺囑之事告訴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動結束，他只字不提遺囑。國外來的親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時廖承志讓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鄧先生母親急了，問為什么不讓鄧廣殷回來？寫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鄧廣殷叫到家里，關上門，問他，有無宋慶齡的遺囑？
顯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慶齡單獨寫給鄧廣殷的遺囑。只是看到宋慶齡留下的備份文件，即她處置自己遺產的一份意見。鄧廣殷答，有的。但他未帶在身上，也不準備出示遺囑。
廖承志問鄧廣殷打算怎么辦？
由于鄧廣殷事先并無思想準備，便順口回答：“要不捐給國家？”
廖承志馬上說：“好，你把這個意思寫下來。寫個捐贈報告。”
鄧廣殷表示自己不會寫，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幫忙代寫。
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筆紙，當場擬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廖承志要求鄧廣殷依葫蘆畫瓢，馬上照抄一遍，并簽署名字。
隨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鄧廣殷簽過名字的捐贈報告，告訴鄧廣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我問鄧先生，是否將草稿或捐贈報告留下一份？
他說都沒有。當時這一切是在很短時間內發生的，自己稀里糊涂，沒想很多，只記得草稿、捐贈報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沒有留下。本能告訴他，宋慶齡家里這么多藏書，分別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帶不走，也無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給國家是最妥善的辦法。他至今都不認為自己捐出宋慶齡贈給他的藏書，有多么的了不起，也從未向國家和有關部門提出過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沒有看到宋慶齡送給他的全部書籍。為此舉辦的捐贈儀式也是事后由時任中國福利會名譽主席康克清主動提出，并且堅持安排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她認為，如果不這樣做，對鄧廣殷太不公平。
當我問及鄧先生當年收到宋慶齡給他的遺囑時心情如何？他滿懷深情地表示，宋慶齡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偉人！1975年，在接到宋慶齡那封關于遺囑的信時，他十分緊張，也十分感動！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為得到宋慶齡贈予的藏書，而是為宋慶齡在危難將至的緊急時刻，不慌、不亂，表現出的勇敢，以及始終與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鄧廣殷認為，在緊要關口方顯現人的品質。當大地震即將來臨時，宋慶齡選擇了與人民同在。她明知危險，卻臨危不懼，泰然安排后事，顯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為重的胸懷，體現出她沉著堅定的意志。這一點令鄧廣殷十分欽佩，難以忘懷。他說，關鍵時刻，宋慶齡表現出的是她一生具有的偉大人物的高貴品德。
至于宋慶齡給他的那份遺囑，鄧廣殷認為體現了宋慶齡對他的情誼和她的一貫為人，即從不忘記別人給過她的幫助，真誠地向每一位幫助過她、為她做過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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