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笠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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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笠屐故事”源出于北宋紹圣四年（1097）七月至元符三年（1100）六月東坡居儋期間的貶謫生涯。在這期間，東坡實際上已經處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存狀態，親朋故舊以至于他的弟弟蘇轍（子由）也難以全部了解他在儋州的具體的生活細節。如出訪途中遇雨，借農家竹笠、木屐，穿戴而歸，這樣的生活細節，在他的海外詩文中，絕無片語只字的記述。同樣，在與他尚有詩文往來的蘇轍以及隨侍在身邊的小兒子蘇過的詩文中也沒有相似的記述，與有數的幾個朋友的通信中也不見言及。直至北宋末至南宋，才有“東坡笠屐故事”的流傳。應該著重指出的是，在所有這些流傳的記述中都沒有提到《東坡笠屐圖》的作者為李伯時，或者說李伯時曾為東坡畫過笠屐圖造像。而其中南宋張端義的一則記載尤其值得注意：“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云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貴耳集》卷上）
由這則記載可知，就在東坡居儋期間，已經有人將“東坡笠屐”韻事“畫作圖”，所以東坡才就此圖作了“贊”（寫了贊文或口頭上說了贊語），但這畫的作者顯然不是李伯時而是不具姓名的“人”。須知李伯時是北宋最著名的畫家，元祐年間，東坡在朝時與之交往甚密，曾為東坡畫過《西園雅集圖》等，假如他曾畫過這一幅《笠屐圖》，東坡的贊語相信不止于“用子厚語”寥寥幾句，并且在他的海外詩文中不會不留下記錄。而張端義也不會忽略到以概念化的“人”來抹去如此大名鼎鼎的畫家李伯時。
那么這個“人”到底是誰呢？據近人張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載“楊希銓《摹宋錢選東坡笠屐圖》石刻”條所記：“石久失，有拓本。圖為戴笠著屐冒雨狀。原由瓊州人所繪。”其中又有序文：“東坡在儋耳，一日訪黎子云，途中遇雨，從農家假笠屐著歸。婦兒爭相隨笑。群犬爭吠。東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覺坡仙瀟灑出塵之致，數百年后，猶可想見。”兩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張端義《貴耳集》所說的“人”就是張友仁記述中的瓊州人。也就是說，東坡居儋時，已經有瓊州人士為東坡畫了《笠屐圖》，東坡為此作了評語，應該是瓊州未名的畫家而不是李伯時。
北宋紹圣五年（1098），正當東坡在儋耳被當權者逐出官舍無屋可居，筑室于桄榔林下時，李伯時附和奸臣蔡京，硬說民間奉獻的一塊玉石是秦始皇時期的傳國玉璽，因此于是年六月改元為“元符元年”。李伯時遂為蔡京的座上賓。其時，貶逐東坡的政敵章惇為宰相，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章、蔡抱團正欲加倍殘害東坡等“元祐黨人”，元祐宰相劉摯當時已被逼致死于新州。其余朝野人士，凡為元祐臣僚說句好話者都被認為是惡逆大罪，必加懲辦。在此情況下，李伯時既已投靠蔡京，他還會與蔡京的政敵東坡保持聯系嗎？他即使有心也不敢為東坡作畫，更何況他身居京城，根本沒有信息渠道了解遠在萬里之外的東坡謫居生活。因此更不可能畫了畫千里迢迢送到海南求東坡作“贊”，而無人知曉。
至元符三年，李伯時已經得了風癱癥，回到老家舒州。又過了六年，病逝于舒州。李伯時從病廢回鄉至去世期間，有過半年時間，哲宗的母親向太后垂簾聽政，寬宥“元祐黨人”，東坡等才遇赦得還中原。但時局很快反覆，章惇、蔡京等重新掌權，“元祐黨人”面臨更為危險的崇寧時期。東坡原本打算北上與弟弟子由聚居的計劃也只得放棄，為避禍而定居常州。在這樣的情況下，病廢居家的李伯時即使還能畫也同樣不敢（或不愿）為東坡作《笠屐圖》。東坡于元符三年十二月遇赦北歸，路過舒州。臥病在家的李伯時并未出見。而他的弟弟李公寅卻將他所畫的《舊隱宅圖》求東坡題跋。
創作《東坡笠屐圖》的瓊州人士，他的畫及姓名都未能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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