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王佐所立的“禮魁坊”
明代是我國科舉考試最為鼎盛的時期，所謂“非科舉不入仕途；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除非極為特殊的情況（如蔭官等），不通過科舉考試是難望成為朝廷命官的。但科舉考試又往往不能衡量出一個人的真才實學，所以又讓那些渴望借仕途一展平生抱負的杰出人才喟嘆終身。海南明代臨高人王佐就是這其中的懷才不遇者。
科考未登進士
歷任三府同知
王佐少年時拜丘濬為師（其實他僅比丘濬小七歲）。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王佐參加在廣東省舉行的鄉試，以《禮經》（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一）第一的成績中舉，成為“舉人”，與廣東著名的理學家陳獻章（白沙）同時中舉，被時人稱為同榜“二俊”。可惜接下來的歲月里，王佐就不那么幸運了。第二年，他與陳白沙一樣，都未能通過“會試”，與進士及第無緣。因為鄉試時的成績優異，兩人都進入“國子監”讀書。從史實推考，此時，丘濬與他的這位“弟子”也同時在國子監“留學”。他們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受到師長的稱贊與同窗的敬佩。而且，經國子監祭酒蕭镃及吳節等的推薦，他們也都得到過大學士李賢的稱譽，可以說都具備了進士及第的有利條件，然而，接二連三，每舉不第，在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及第后，王佐仍然徘徊于進士的高墻之外。
有史料稱他之所以不中，是因“為忌者所黜”（嘉靖《廣東通志》），即被權勢者妒忌排斥而落選。但這“忌者”是誰？為何橫加梗阻？均無史料可稽。所以到了萬歷《廣東通志》里，這原因倒成了“竟以數奇而阨于遇”！這就是說因為“命不好”，所以不中。延續千年的科舉潛藏著的類似悲喜劇可以說是罄竹難書。
清代康熙年間，臨高知縣樊庶為此立論曰：“桐鄉（王佐的號）先生弱冠以禮經魁鄉榜，入成均（即國子監），為祭酒、閣老諸先生所賞識，名重一時。丘文莊公亦異其才，雖與同官侍從可也，卒不得再登一第，僅以郡佐終，為可惜也。”在樊庶看來，按王佐的才干完全可以像丘濬一樣，進士及第，入翰林院，“同官侍從”，出將入相，所以“為可惜也”。
然而，王佐雖不能“再登一第”，但憑他舉人的資格也還可以擔任郡縣之類的副職，級別不高卻也是朝廷的命官。就這樣他曾出任廣東高州府同知、福建邵武府同知、江西臨江府同知等職。由于他不屑于迎來送往，對待上司“恭而不阿”“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三郡二十余年，一官不徙，眾皆惜之”。做了二十多年的副官，沒能再升一級。若認為他政績不彰，那也不是。史稱他所到之處均能善政澤民，被百姓稱為“仁明司馬”“以賢能著稱”“居官廉謹，能舉大綱，污吏甚惡之，而士民之樂簡便者亦安之”。做官做到百姓愛戴而貪官污吏厭惡，這官肯定是當得不順心的。最后，他從臨江府同知任上退休回鄉養老，居住于臨高縣透灘村，因“門巷多刺桐”，自號“桐鄉”，直到85歲辭世。
王佐畫像
公余手不釋卷
一生嗜書如命
王佐在職時，唯一的嗜好是讀書。出差、視察時，喜歡隨車船攜帶許多書籍，“公余手不釋卷”，而且這種嗜好一直到晚年，眼睛看不清了仍令家人讀給他聽，可謂“嗜書如命”。
這種好學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與他的老師丘濬可說是一脈相承。丘濬晚年曾以未能編著出海南地方史志為恨，王佐繼承師志，奮力于著述，除有《雞肋集》《經籍目略》《庚申錄》《金川玉屑集》《家塾原教》《珠崖錄》等著述外，還特地編寫了《瓊臺外紀》一書，作為海南史志的開山之作。其后，唐胄在此書基礎上寫出了正德《瓊臺志》一書，成了海南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傳世地方史志。唐胄十分尊重王佐在地方史志編纂上的開創之功，他在《瓊臺志》一書的序言中提到，自唐代以前，海南地方因為僻遠荒陋，基本上沒有方志傳世，至宋代有《瓊管志》《萬國圖經》，但又在元代失傳了。直至王佐，“載筆數十年，錄郡事警官，志前后擅易之陋，乃命所集為《外紀》，以自成一家之書”。這里所謂“志前后擅易之陋”說的是，指出此前官方文字中關于海南地方史實的隨意編造、改動的不良情況。因此，王佐把他的這部著作取名為《瓊臺外紀》。
這部書引起了地方郡守的重視，但認為書中僅詳于人物、土產，不夠完備，曾禮聘他重新改造，以便寫出完整的一部海南史志。并邀請唐胄也參與其事。但在新書的編纂過程中，王佐在某些問題上與眾人意見不合，“閣筆數月，僅授《序》答守以歸”。這就是說，王佐后來只寫了一篇序交給郡守便走了。這篇序，后來在唐胄獨自完成的正德《瓊臺志》中，還予以保留。不僅如此，還大量引用了《外紀》中的史料，并標明出處，表示對王佐勞動的敬重。同時，唐胄還將自己在某些歷史問題上與王佐的不同看法也原原本本地記錄在書中，以就正于后人。如對于史料中所出現的海南自漢武帝立郡后，漢元帝棄珠崖一直到梁朝大同年間，凡五百八十多年，中間是否曾出現過政治真空的問題，兩家就有不同的看法，王佐認為是，唐胄認為否。兩者的觀點，唐胄都記錄在案，翻開正德《瓊臺志》即可一目了然。這種尊重歷史的求實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又，唐胄在《序言》中謙遜地說：“蓋體文莊而將順其欲為之意，尊桐鄉而忠輔于已成之書，以求得臣于二公。”表明自己的努力全在于承緒先賢的余烈，拜勉前修的遺志。這種尊重前賢的傳承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身為土官后代
反對土官政策
唐胄提到王佐“載筆數十年，錄郡事以警官”，這里指的是王佐所著《珠崖錄》一書。此書曾向皇上進奉，主要講述海南“治黎撫黎”的政治策略。原來，王佐家先世為撫黎“土官”，至父親王原愷時，家道殷實，因前妻病逝，娶王佐之母唐朝選為繼室，生下王佐與兩個姐姐。宣德年間，王原愷因事被累吃官司致死，而王佐的母親深明大義，將丈夫付與她的大部分財產都讓給前妻的兒女，自與王佐清貧度日并撫育王佐自立成人。因這一家庭關系，王佐對海南黎事十分熟悉，對那些借口撫黎而試圖削弱地方管理權限以營私的陰謀以及“鄙夷其民，治之不以道”（《雞肋集·進〈珠崖錄〉表》）的庸官習氣十分氣憤，決心搜集資料，寫出《珠崖錄》一書進奉朝廷，以求得海南地方的長治久安。他在奏表中說：“臣自感衰老之年，無由報效，切念海南自漢至今，珠崖事體，以遠方之故，多所缺略，敢昧萬萬死罪，詳考歷代國史、珠崖治亂典故，并今臣愚昧所及，不避斧鉞之誅，謹編為《珠崖錄》一冊，庶以盡海南曲折事情。”
此書特別提到了明永樂年間，廣西梧州府通判劉銘調任瓊州“撫黎知府”一職后，弄虛作假，擴大管轄范圍，謀與瓊臺地方政府分權，試圖子孫世襲的險惡用心，并揭示了劉銘的作為對后世地方官吏的惡劣影響，提醒朝廷：“漢之失郡，由于任用非人，當守邊之計；元之失政，由于混用土酋，分州縣之權。昔也奸臣效尤，于元尚恨革之不早，今之邊事有似于昔，豈可復效其尤？”（《雞肋集·進〈珠崖錄〉奏》）這就是“錄事以警官”的由來。其后，明朝接受了他的建議，及時采取了相應的措施，穩定了海南的局面。至清代，他在《珠崖錄》中所展示的意見亦被寫進了《明史·廣西土司傳》里。
王佐的撫黎見解對后世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其后，如嘉靖年間，海瑞的《平黎疏》主張開通“十字路”，使處深山野地中的黎族同胞能與外界溝通，走向文明開化的社會環境，限制那些奸邪之徒挑撥動亂的陰謀活動，實是秉承他的安撫開化政策。又如萬歷年間，王弘誨的《圖善后事宜疏》也主張在平息暴亂之后，“伐山開道，建立州縣，移一二不甚緊關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就近守之，畫之井里，時其訓誨，一如羅旁之例（指當時廣東肇慶府羅旁地方平息瑤亂的經驗），不過數年，當盡入版籍，化為編民。”所議也基于這一主張。至近代，更有朱采、鄭縈等官員，主張利用黎山的資源優勢，發展黎地經濟，以此導引黎族同胞進入現代社會。
可惜王佐著作雖富而流傳至今的僅有《雞肋集》較為完整，其他如《瓊臺外紀》僅散見于《瓊臺志》一書中。然而，僅《雞肋集》而言，也足見王佐學術思想、文采風流之一斑。唐胄在為《雞肋集》書摘作序時這樣評價：“吾鄉王桐鄉先生棄世二十余年矣，余久得藏其遺稿，近于學政之暇，始出而編次之。讀之若尋常無可驚異，而大方家每服其詞之平易溫雅，氣之光明雋偉，當比擬于古之諸大家。”如此騭評，已點出了王佐作為一代碩儒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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