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劇《東坡海南》劇照。 海南日報記者 張茂 攝
除勸農之外，這個節日也具有狂歡、祈福、消災的意義。《東京夢華錄》載：“至日絕早，府僚打春，如方州儀。府前左右，百姓賣小春牛，往往花裝檻坐，上列百戲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獻遺。春日，宰執親王百官，皆錫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廣東通志》卷九十二載：“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則春暖；否則春寒。土牛色紅則旱，黑則水。競以紅豆九色米灑之，以消一歲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儋縣志》卷二《地輿志十六·節序》載：“立春之日，長官迎春，坊里各鋪行裝辦雜劇，城廂內外，男婦各攜負幼男女竟看。以豆谷灑土牛，謂之消痘疹。”可見，其狂歡、消災的意味非常濃厚。所以，家家門前掛著青幡，人人盛裝打扮，互贈吉祥物，一派喜氣洋洋、春意盎然的景象。難怪蘇東坡一口氣用了七個“春”字。一般說來，短小的詩詞忌諱重復。但在這樣的場景之下，一個打破孤寂、初感天涯濃濃春意的詩人，如果他腦中還想著成規，不用這么多的“春”字，那才真的會索然無味呢！
詞中描寫的自然景色和民俗情景是鮮明生動的，作者本人的形象也在字里行間活了起來。我們似乎看到了900多年前一位臉面紅撲撲的老人，樂呵呵地在和煦的春風和熱鬧的人群中穿行。
《江邊吟》 劉運良 作
蘇東坡上元夜游及其筆下的昌化軍圖景
元符二年（1099）的正月十五日，蘇東坡作《書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從文章內容，可知此文是在上元夜，作者受諸位老書生之邀夜游而歸后所做的筆記，諸位書生應該是黎子云、符林等人。全文總計108個字，卻生動地寫出了上元夜游的全過程：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開端，有經過，有結尾；有事件，有心理活動；有今，也有古；有動，也有靜。蘇東坡在文中不斷轉換著角色：于老書生，便是友；于蘇過，便是父；于韓愈，便是今人；于民夷屠沽，便是觀者；于僧舍小巷，便是游者。凡所涉人、事與物，皆躍然紙上，鮮明生動，而作者的心理活動，也令人回味無窮。非大手筆，絕難達此境界。可以說，與他在黃州時那篇被公認為最著名的小品文《記承天寺夜游》相比，這篇作品毫不遜色。
我們再與去年上元夜相比較，兩個春天之不同，就更加明顯了。紹圣五年（1098）正月十五，軍使張中置酒相邀，東坡沒有心情，只派蘇過前去，自己在家守舍。他無比孤獨和寂寞，只呆呆地看著窗上的壁虎。一陣風吹來，帳子上的一只小蟲掉到地上，他都注意到了。他注視著燈花一點點落下，朦朦朧朧地睡去。他盼望著兒子早點歸來，也總覺得兒子快要回來了，他難以睡得踏實。他不禁想到十年前的上元夜，朝中熱鬧非凡，大學士從朝中盛裝歸來，把帶來的柑桔送給溫柔的妻子。憶往睹今，更加感到眼前的凄涼。“搔首凄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他用這句話結束了當晚的一首詩。
《書上元夜游》不僅為讀者提供了北宋昌化軍城市的布局，也使讀者感受到海南上元夜的民俗色彩，并且讓讀者獲得人生感悟。
倫江放生、歲設大供及其佛教民俗學價值
元符二年（1099）二月二十四，蘇東坡作《書城北放魚》一文：
儋耳魚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舁至城北倫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為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眾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文章記錄了蘇東坡組織眾人念佛放生的過程。參與其事的有居于吳氏館的老人劉某，南海符某（可能是老符林），儋耳人何旻，以及王介石、王懿、許琦等，還有一些抬木盆及其他作雜事的人。地點在城北倫江（即文中的倫江，今北門江）南岸吳氏館近處的浣紗石處，由吳氏館客陳宗道念經。大家看到魚隨波而去，作禮而回。
大約在放生事不久，蘇東坡在民間購得四川金水張氏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像，“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涂香果以禮之”，并親自作《十八大阿羅漢頌》。從其序和跋中，我們可以得知蘇東坡一家與佛的因緣：
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余供。
有外祖父的這段奇遇，“歲設大貢”的家風就帶到了蘇家。蘇東坡的母親禮佛，妻妾也禮佛。母親去世后，父親為做菩薩法像。東坡兄弟皆對佛有濃厚的興趣。后來蘇東坡把所得大阿羅漢像及自己所作的頌都寄給了子由，“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
此外，蘇東坡在海南時，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抄寫了一本《金剛經》，當他把《金剛經》送給慧上人的時候，高興地說：“非謫居海外，安能種此福田也。”
佛教進入中國之后，給中國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資源，放生之舉及家庭供奉，最能反映佛教的民俗文化特點。蘇東坡在儋州的放生及為大阿羅漢像作頌之舉，對海南佛教的民俗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我們了解北宋時代儋州地區的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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